每日关注!全世界都讨厌犹太人的原因，历史书不会告诉你

一、

(相关资料图)

我们上学的时候，都学过《威尼斯商人》。

莎士比亚在这部戏剧里，写了富商安东尼奥和巴萨尼奥的友情、巴萨尼奥和鲍西娅的爱情，以及安东尼奥和犹太商人夏洛克的金钱纠葛。

最后所有人的结果都是喜剧，只有犹太商人夏洛克是结局，落得凄凄惨惨戚戚。

文学演绎的背后，是深刻的社会问题。

莎士比亚写《威尼斯商人》是1596年前后，可见那时的犹太人已经非常遭人恨了，要不然，莎士比亚也不会用犹太商人做反面人物。

我上学时读完课文也不理解，犹太人为什么遭人恨？

如果是极个别犹太人行为不端，那也就算了，但是从古至今犹太人都是反面形象。而且每次遇到社会问题，都要爆发排犹、屠犹的事。

犹太人被全世界嫌弃，肯定是犹太人自己有问题，背后也有深刻的历史根源。

现在各种文艺作品，都把犹太人描绘成苦情的白莲花，好像犹太人无缘无故受了数千年的折磨，但这种宣传手法经不起推敲。

我们把犹太人的历史变迁，和我们的历史对照起来看，基本就明白了。

数千年前，摩西带领族人出埃及，回到巴勒斯坦定居生活，摆脱了做奴隶的日子。随后便是大卫王崛起，击败周边部落，建立起以色列王国，定都在耶路撒冷。

这个时间和“周武推翻商纣”差不多，但周武王建立起绵延八百年的周朝，以色列王国要说有多强大，其实也谈不上，充其量是小种族建立的小地方。

类似的地方，亚欧大陆有成百上千。

大卫王伤后，犹太人最崇拜的所罗门王继位，建造了圣殿，带领以色列王国进入全盛时期。但这个所罗门王和商纣王似的，个人能力非常强，晚年却挥霍无度奢靡成风。

结果所罗门王伤后，以色列王国便分裂了，北部的十个部族成立以色列王国，南部两个部族，由所罗门王的儿子继续统治，称为犹大王国。

从此以后，犹太人的悲惨历史就来了。

公元前722年，亚述帝国击败以色列王国，大量犹太人被流放。

公元前586年，犹大王国被灭，所谓的“第一圣殿时期”结束，犹太人被俘虏到巴比伦，成为巴比伦之囚。

随后波斯帝国崛起，解放了犹太人，并且赠送他们钱财物资，让他们回到故乡生活，潜台词就是，受了波斯的恩惠，要忠诚波斯啊。

犹太人便回到故地，开创了所谓的“第二圣殿时期。”

等亚历山大灭了波斯，犹太人做了希腊文明的臣民。罗马帝国崛起，犹太人就成了罗马的部属。

总而言之，周围有大国崛起，犹太人便要寄人篱下，一旦大国衰落，犹太人便朝秦暮楚，想办法在夹缝里求生存。

犹太人觉得，他们的祖先太悲惨了，总是被人欺负。

但问题是，在数千年前的蛮荒时代，这就是弱小种族的宿命，和犹太人同时期的种族大部分被灭了，他们也没机会诉苦啊。

如果把犹太人和以色列放到我们，其实就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宋、蔡、徐、薛等小地方、小部族。

只不过这些地方部族在中原地区，很快被强国兼并，然后迎来了秦汉大一统。

而以色列在亚欧非交界地区，属于兵家必争之地，周围又是波斯、埃及、罗马等地区性强国，不管哪国占了以色列，都只能做为边疆地区。

那么地方爆发战争或者衰落的时候，以色列和犹太人便有了骑墙的机会。

骑墙的次数多了，总免不了被灭几次族。

现在的犹太人说祖先悲惨，用我们话翻译过来就是：

“我们祖先是炎黄子孙，世代都是贵族，还建立了商朝坐天下600年，可惜被周武王给灭了，祖先只能在宋国谋生。后来宋国也没了，我们的族人流离失所，好悲催啊。”

你听到这种话，是不是感觉特别离谱？还悲惨呢，别逗了好吗。翻开《史记》，类似的地方比比皆是，我们也没说什么。

公元66年，也就是我们的东汉年间，犹太人起义反抗罗马。

经过数年战争，犹太人起义被罗马血腥镇压，并且摧毁耶路撒冷，在罗马修建了纪念胜利的凯旋门。

公元132年，犹太人再次起义，结果又被罗马镇压，近60万犹太人被害。

罗马皇帝也怒了，给你们生存的机会，可惜你们把握不住啊，那就不要在耶路撒冷生活了，迁徙到欧洲来吧。

这种迁徙种族的做法，和秦国迁12万富户到咸阳、赵国迁中山国人到陕北，基本没什么区别，属于大国对小国的常用做法。

至此，犹太人成为没有地方的种族。

二、

迁徙到欧洲以后，犹太人的身份是罗马帝国臣民，而不是公民，属于罗马帝国的二等人口，和迁居到东汉境内的匈奴鲜卑似的。

虽然是二等人口，但犹太人的日子还可以，远远没有传说中那么一起。

犹太人可以和其他种族一样种田，也可以经营手工业和商业，除了政治地位差一些，日子其实过得不错。

但是犹太人在正常生活之外，有两个叠加buff：

犹太人信仰犹太教，自称是上帝唯一选民，认为其他种族都比较low，不能和犹太人平起平坐。

而在种族人口方面，犹太人也留下缝隙，凡是信仰犹太教的人都可以做犹太人，除了父系血统以外，犹太母亲生下的孩子也属于犹太人。

于是，散居欧洲的犹太人，非但没有被其他种族同化，反而可以用宗教和生育，持续壮大种族人口，甚至让所有犹太人有了“高贵”的道德光环。

犹太人也不愿意融入其他种族，坚信自己是上帝选民，总有一天要回到祖先生活的“应许之地”，重建以色列。

如果说犹太人离开以色列的命运，是被历史改变的，那么以后的悲惨命运，其实是被自己改变的。

不融入就不融入吧，犹太人开心就行。

但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不会因为犹太人的倔强而停止。

公元3世纪，罗马和东汉几乎同时分裂，军阀混战连绵不休，随后又因为全球气温降低，草原游牧民族纷纷南下，我们进入“五胡乱华”时期，罗马等来了“蛮族入侵。”

北欧蛮族原本有“主民客民”的说法，也就是来自异乡的客民，必须有自己的保护人，那些没有保护人的客民，则是任何人都可以攻击的对象。

他们攻陷罗马城池以后，原来的罗马人民，便成了北欧蛮族的客民，要向蛮族主民交纳高额赋税，以及随时听候调遣，敢不听话随时大刀伺候。

这种习俗，后来称之为“日耳曼约法。”

做为迁居罗马的臣民，犹太人自然是蛮族统治下的客民，和其他罗马人民一起给蛮族提供服务。

但是随着时间推移，时代又变了。

北欧蛮族没什么文化，想治国又必须有文化，他们开始翻检罗马帝国留下的文化传承，找来找去，发现基督教蛮好，北欧蛮族便皈依了基督教。

而长达数百年的乱世，也让底层人民没有安全感，为了寻求心理慰藉，底层人民也信奉了基督教。

基督教逐渐笼罩欧洲大地。

于是以基督教为媒介，北欧蛮族和罗马人民逐渐融合起来，成为不分彼此相亲相爱的一家人。

那么原来的罗马人民，也就成了蛮族地方的主民。

我们也是同样的历史进程。

游牧民族进入中原以后，不可避免的受到儒家文化熏陶，那些骑马执刀的部落领袖，甚至比某些汉人士大夫都懂孔孟之道。

以儒家文化为媒介，我们开始民族大融合。

到了南北朝后期，江南士大夫到北方出差，都被震惊了，说以为洛阳是胡虏腥膻之地，没想到文教繁盛尤过江南。

然而欧洲的民族大融合，最尴尬的就是犹太人。

原本犹太人和罗马人民都是客民，现在放眼欧洲各国，其他人都成了主民，只有固守犹太教的犹太人是客民。

于是欧洲各国的种族问题，从蛮族和大多数人对立，变成大多数人和犹太人对立。

做为极少数顽固分子，大家不欺负犹太人，还能欺负谁？

更何况，犹太教和基督教有不可调和的矛盾。

犹太人说自己是上帝唯一选民，那占人口多数的基督教徒就要说了，如果犹太人是上帝唯一选民，那我们算什么？祈祷一辈子，还得不到上帝老人家的保佑？

要让自己更有合法性，和上帝更亲近一些，那就必须消除犹太人的合法性。

于是欧洲各国降低犹太人的政治地位，舆论上把犹太人描绘成魔鬼，经济上不允许犹太人种田。

就这样，种族问题和宗教问题，成为犹太人在中世纪的第一道枷锁。

想挣脱枷锁也可以，放弃犹太人的身份，融入欧洲大家庭就行。

但是对“应许之地”的执念，以及犹太教道德光环的加持，让犹太人不愿意放弃自己的身份，反而为了在夹缝里求生存，更愿意以犹太人的身份抱团取暖。

你说，犹太人能不招人恨么？

三、

既然和主流社会格格不入，犹太人便不能从事正常职业，尤其是做官参军，更是对犹太人关闭大门。

那犹太人能做的，也只有经商了。

他们以犹太教为精神纽带，散落欧洲各地的犹太社区为支点，做一些倒卖贩运的生意，常年奔波在四条贸易线上：

其一是中亚的地毯宝石等奢侈品，经犹太人之手，绕过里海和黑海，运到欧洲各国销售。

其二是埃及等非洲地方的特产，被犹太人用大船装载，横穿地中海运到欧洲，然后销往各国。

其三是通过水陆两条贸易线，把穆斯林收购的东南亚香料，转运到欧洲，有的犹太人甚至亲自驾船到东南亚收购香料。

其四就是欧洲各国的短线贸易了。

由于犹太人有宗教和种族的加持，比其他商人更加团结，很快便掌控了数条贸易线的主导权，成为商业社会的主流，每做一次中转贸易都能赚到丰厚的利润。

而且在做生意的过程中，犹太人依赖宗教和社区，形成一张遍布欧亚非大陆的贸易网络，不管走到哪里，都能找到贸易伙伴。

于是中世纪的犹太人，成了富人的代名词。

现代都说犹太人聪明睿智，天生就会做生意，其实哪有什么“天生的”，而是犹太人被逼上绝路只能做生意。

只有会做生意的犹太人才能活下来，那些不会做生意的犹太人，都被历史淘汰了。

有了钱就能改善生活，保证经商成功的犹太人更健康。

有了钱就能投资教育，让子孙后代对世界有起码的认知，虽然不能保证超越大多数人，却能提高后代成才的下限。

有了钱就能培植人脉联系，让自己和子孙后代的道路更加顺畅。

这样来看，那个时代的欧洲各国人民，几乎不可能和犹太人在商业上争锋，所以中世纪的犹太人，更像是有精神信仰、有贸易网络、有技术经验的商帮。

自古以来，权力和财富是一体两面的。

权力是高高在上的红花，需要财富做绿叶点缀。财富是世俗生活的基础，也需要权力来保证安全。

权力和财富的最佳搭配，最顶尖的肯定是权财都有，既能发号施令，又能享受生活，例如我们古代的皇帝权臣，如今欧美各国的资本家。

次著名是有权无财，例如现代我们的各级干部，和欧美地方的事务官，实现理想也好领取工资也罢，反正能做事尽量多做事。

再次一次是权财都无，如我等平民百姓，起码能保证安全，平平淡淡的过一生。

最悲催的搭配是有财无权，在这种搭配模式里，财富没有权力做保护伞，等同于待宰的肥羊，只要位高权重者愿意，随时能抽出刀来割肉。半生辛苦，到头来给他人做了嫁衣裳。

中世纪的犹太人，就是这种有财无权的。

他们通过庞大的贸易网络赚到巨额财富，却因为政治地位低下、游离于主流社会，导致犹太人的财富没有保护伞，成为欧洲权贵随时可以切割的肥羊。

既然如此，不宰你宰谁？

再加上宗教问题和种族问题，排犹屠犹简直是政治正确。

以国外为例。

1188年，金雀花王朝的亨利二世征萨拉丁税，国外人是按照财产的十分之一缴纳，共计7万英镑。而占人口极少数的犹太人，按照财产的四分之一缴纳，共计6万英镑。

可见国外犹太人的赋税多么重，积累的财富多么丰厚。

随后继位的约翰一世，经常找各种借口欺负犹太人，要么没收犹太人的社区土地，要么随便烧犹太人的房子，要么把犹太人抓起来要赎罪金。

至于是什么罪名，约翰一世不知道，犹太人更不知道，反正就是找你要钱而已。

到了1253年的时候，亨利三世颁布《反犹法令》，规定犹太人必须为国王服务，如果不愿意的话，那就离开英格兰。

所谓的为国王服务，其实就是做国王予取予求的储钱罐。

那除了政治正确以外，犹太人被排斥屠杀，有没有底层人民同情呢？要知道现在和犹太人没有任何联系的人，都会因为“排犹屠犹”而怨恨希特勒。

其实没有，国外人根本不同情犹太人。

因为犹太人赚钱之后，逐渐做起高利贷的生意，也就是脱实入虚，不愿意费心费力的给底层人民提供商品了，而是用钱生钱，赚快钱。

据一份留下来的资料，1159—1163年间，有个国外人缺钱，便向犹太人借款91英镑6先令8便士，但利息就高达51英镑8先令5便士，超过一半以上。

这么高的利息，大部分借款人是还不上的。

那么借条到期之后，犹太人就以欠款为由，等价收走借款人的土地、房产、牲畜等生产资料。

越放高利贷，犹太人越富，底层人民越穷。

现在国王“排犹屠犹”，国外人高兴都来不及，哪有功夫心疼犹太人，那不是咸吃萝卜淡操心么。

去年放贷的蚂蚁被宰，今年公司被罚款，你会心疼马老师？

国外如此，欧洲其他地方也差不多。

经济不景气的时候，地方便拉拢犹太人做生意繁荣市场，财政缺口较大的时候，地方高层和底层便联手屠犹，一来收缴财富补充国库，二来发泄底层民众的不满情绪。

1182—1321年，法王就4次驱逐犹太人，又4次颁发特许状请回犹太人，有时候还把特许状有效期设置的很短，这样就能收一笔延长特许状的特别费用。

从这个层面来看，犹太人其实是我们古代地主豪商的角色，欧洲权贵“排犹屠犹”类似于嘉靖帝逼伤沈一石，底层人民“排犹屠犹”类似于农民起义。

犹太人的生意经，让他们成了和平时期的权贵取款机，危机时期的地方减压阀。

四、

中世纪的犹太人，本质上是依附型种族。

因为没有祖国，他们可以四处迁徙流动，因为固守犹太教，他们又可以建立起超越国界的经济、人脉网络。

缺了任何一个条件，犹太人都不可能生存下来，早就被历史的进程给淘汰了。

正是有了以上两个条件，犹太人才能经过一次次屠杀，又一次次站起来，生命力强如打不伤的小强。

但是时间进入近代，犹太人开始反客为主了。

因为大航海开始以后，资本主义在欧洲崛起。既然是资本主义，那就是资本为王的时代，被欧洲各国逼着经商的犹太人，终于赶上了时代的风口。

随着东亚的丝绸、瓷器、茶叶等商品进入欧洲，犹太人依赖遍布欧亚大陆的贸易网络，不论是亲自出海贸易，还是在欧洲做中转，都能赚的飞起。

反正第一桶金已经赚到了，现在的大航海，犹太人是财富升值。

最典型的就是沙逊家族。

19世纪初期，沙逊家族已经是巴格达富商，为了躲避屠杀，他们家一路迁移到国外孟买，成立了专门做国际贸易的沙逊洋行。

此时国外为了挽救贸易逆差，开始向我们输出鸦片，而国外的新的鸦片产地就是国外。

于是没有道德底线的沙逊家族，参与到国外对华的鸦片贸易中，赚到数不尽的财富。

沙逊家族的触角一度伸到我们来，在上海、广州和香港设立分行，向我们输出鸦片和棉纺织品等东西。

1929年落成的上海沙逊大厦，曾经号称是“远东第一楼”，著名的上海和平饭店就在那里。

犹太人和我们的距离其实并不远。

而犹太人的放高利贷传统，自然最适合开银行，于是近代犹太人的银行分布世界各地，普通人存钱和商人贷款融资，都要和犹太人的银行发生联系。

我们人最熟悉的犹太银行家，就是因《货币战争》出名的罗斯柴尔德家族。

贸易和金融两手抓，站在风口上的犹太人，已经拥有左右政府决策的能力了。

而犹太人的新的据点是国外。

1871—1910年间，国外犹太人口达到61.5万，占国外总人口的0.95%，大部分居住在法兰克福、汉堡和慕尼黑等大城市。

犹太人口虽然不多，但是最富裕的100个国外人里，就有30个是犹太人，其中最富裕的犹太人就是罗斯柴尔德家族，其次是门德尔松、奥本海默、西蒙等等。

即便没有进入富豪榜的犹太人，经济实力也很强。

阿尔伯特·巴林经营着172艘远洋轮船，总吨位超过百万吨，航线能到国外、拉美和东亚。埃米尔·拉特瑙则创办了国外通用电气公司，这公司现在还在呢。

而在整个社会层面，犹太人占大学法律和医学专业的25%，哲学专业的34%，职业教师的27%，高级司法人员的30%，职业律师的10%。

可以说经过贸易、金融和工业革命的催化，犹太人在国外的阶层普遍跃升，一般情况下，可以主导各个领域的发展方向。

这样强大的犹太阶层，在关键时刻爆发的能量，足以改变国外的命运。

五、

19世纪末期，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兴起，世界各地的犹太人觉得：

历史上“排犹屠犹”屡次发生，主要原因是犹太人没有自己的地方，依附于其他地方生存，现在犹太人有了主导各国走向的经济实力，是不是能重回以色列建国了？

于是逐渐有犹太人回到巴勒斯坦定居，到1914年，巴勒斯坦就有8.5万犹太人，占总人口的12%。

犹太人的回归，让统治巴勒斯坦的奥斯曼帝国很不爽，担心犹太人污染奥斯曼纯洁的文化。

1914年“一战”已经爆发，参加同盟国的奥斯曼帝国，也担心犹太人勾结英法俄等协约国，从内部颠覆地方。

那年3月，奥斯曼帝国便开始驱逐犹太人，关闭他们的学校，查封他们的报纸，禁止一切犹太复国主义的活动。

但犹太人的复国希望，恰恰是奥斯曼帝国的盟友——国外。

因为在欧洲大国里，国外的实力属于第一梯队，如果复国能得到国外的帮助，那就成功一半了。而且犹太人在国外势力强大，他们希望游说国外，帮助他们完成复国的心愿。

可能是为了表现自己的诚意，也可以是希望在国外有更强的话语权，近10万犹太青年参加了国外军队，帮助国外开疆拓土。

犹太人的企业也积极生产，给国外军队提供后勤保障。

既然犹太人给国外出力了，那国外胜利之后，是不是要回报犹太人？

而国外也确实需要犹太人。

一方面是俄国境内有数百万犹太人，国外认为释放善待犹太人的诚意之后，可以争取到俄国境内的犹太人，增加战胜俄国的筹码。

另一方面是国外境内的犹太人，非常同情国外的处境，国外想争取国外的犹太人，进而游说国外政府，让国外政府改变战争立场，最好能和国外站在一边。

所以驱逐犹太人的事情发生之后，国外也顾不上盟友奥斯曼帝国的心思，动用最强硬的外交渠道，反对奥斯曼帝国驱逐犹太人。

奥斯曼不敢得罪强大盟友，便取消了驱逐令。

对于国外的立场，全世界的犹太人都非常高兴。

犹太复国主义的官方刊物表态说，国外必将解放被压迫者，犹太复国主义的出版物全力支持国外，大多数犹太领袖相信国外必胜。

国外的犹太学者弗朗兹·奥本海默更直接，说国外的战争是神圣的自卫战争，为了真理、法律、自由和世界文明，同反动、黑暗的沙皇俄国及其帮凶英法进行斗争。

看看这些话，说的多么热情。

犹太人的宣传机器开动起来，简直有活伤人肉白骨的效果，地方和个人的形象，都在他们的一张嘴里。

但犹太人注定要失望了。

因为国外要帮助犹太人的话，便要得罪新的盟友奥斯曼帝国，如果和奥斯曼帝国站在一起的话，就要辜负犹太人。

这是骑虎难下的局面。

国外想来想去，还是觉得战争最新的，犹太人可以先冷落一下，便没有正式支持犹太人的复国运动。

我们把裤子都脱了，你就给我们看这个？

闹呢？

既然国外不支持犹太复国，那犹太人为什么要支持国外呢？

于是在“一战”末期，犹太人对战争的热情消退，大量犹太人和政府反对派走在一起，发起数百次罢工运动，犹太人的工厂则不生产军用物资，做为对国外政府的回应。

国外靠不住，犹太人怎么办呢？

其实背叛国外之后，犹太复国组织立刻和国外联手，定下“依靠国外复国”的战略目标，并且开动宣传机器，在舆论上支持国外攻击国外。

犹太人先支持国外，没有满足诉求又黑国外，反正好话新话都被他们说尽了。

国外要拉拢犹太人，也和犹太复国组织合作，宣传“支持犹太人重返巴勒斯坦”的外交战略。

犹太复国运动的中心，从柏林转移到伦敦，犹太人便和英美站在一起，再也没有分开过。

国外在内外交困之下，自然是输了战争，成为“一战”的战败国。

从此以后，国外人对犹太人就有了心理阴影，说犹太人背叛了国外，在战争的关键时期上演“刀刺在背”，国外战败都特么赖犹太人。

这是“一战”后国外反犹的直接起因，也是“二战”时纳粹国外屠犹的源头。

不了解这些弯弯绕，就不明白国外为什么恨犹太人。

而抱上英美的大腿，犹太人自然一路顺风。

“一战”结束以后，奥斯曼帝国逐渐走向瓦解，巴勒斯坦地区则被国际联盟委托国外管理，随后国外便支持了犹太人的回归浪潮。

1931年，犹太人口已经占巴勒斯坦的17%，到了1947年末，巴勒斯坦地区有60万犹太人，占人口总数的三分之一，但是只占有6%的土地。

1948年3月14日，犹太人宣布建立以色列国，在联合国的决议下，直接占了巴勒斯坦地区56%的土地，正式完成复国的愿望。

没有国外的支持，犹太人不可能顺利回到巴勒斯坦地区，没有国外的支持，以色列建国的决议不可能在联合国通过。

这俩才是犹太人的亲爸爸。

为了得到亲爸爸的宠幸，犹太人背刺了国外，甚至放弃国外“在我们东北建立居留地”的河豚计划，牺牲不可谓不大。

不过犹太人的自我牺牲，换来了阿拉伯人的仇恨。

因为自从大流散以后，犹太人离开巴勒斯坦地区已经1900年了，而阿拉伯人在巴勒斯坦地区住了1000多年，这里到底是哪个种族的土地，其实都不用多说。

你犹太人都离开这么些年了，现在拿着一本经书说，这块地方是你们的，还有王法吗？

如果一本书就能证明土地的归属权，那我们完全可以甩出《史记》和《汉书》来，说全世界的土地都是我们的，书里不是说了么，日月所照皆为汉土。

所以以色列建国，本质上是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地区，建立的殖民地。

而犹太人极力宣扬“应许之地”、“上帝唯一选民”，自认为比其他种族高出一等，其实和纳粹国外的雅利安种族主义相比，无非是另一种形式的种族主义罢了。

别说阿拉伯人恨犹太人，我看着也不爽。

六、

20世纪初期，复国运动是犹太人的一条主线，离开国外则是另一条支线。

早在南北战争的时候，国外就有15万犹太人，经过欧洲离开不断登陆国外，以及二战“反犹屠犹”的推动，二战结束以后，国外犹太人便有近500万。

和以前一样，国外犹太人的数量虽少，但“含金量”很高，在各行各业都有很高的话语权。

所以“一战”时期的国外，想用支持犹太人的方式，改变国外的战争立场。

所以“二战”后国外迅速承认以色列，杜鲁门都说了，我必须对成千上万个迫切希望犹太复国主义胜利的人负责，在我的支持者中，并没有成千上万个阿拉伯人。

换句话说，犹太人在重建以色列之外，继续依附寄生于国外，通过影响国外来支援以色列，通过以色列和犹太人的悲情故事，来要挟国外政府。

这两条线交汇在一起，便是二战后犹太人的生意经。

犹太人当然是成功的。

他们有内部协助的商业传统，也有传承多年的商业网络和人脉，经过在国外的百年发展，到1980年代，犹太人已经控制了皮毛、娱乐、电子、石油、钢铁等新的经济领域。

金融方面更不用说，美联储领导格林斯潘和量子基金的索罗斯，都是犹太人。

已经破产的雷曼兄弟公司、并入花旗银行的所罗门兄弟公司，其创始人也是犹太人。

如此强劲的实力，以至于国外有“犹太人控制华尔街”的说法。

而以脸书创始人扎克伯格、谷歌创始人拉里·佩奇、谢尔盖·布林为代表的犹太人，则控制了国外的媒体，引导着地方的舆论走向。

罗斯福总统的财政部长亨利·摩根索、尼克松总统的小伙伴亨利·基辛格，则是以犹太人的身份进入政界，直接制定新规引导地方走向。

犹太人对国外的渗透和依附，比以前在任何地方都要成功。

那么国外犹太人，便要动员国外支持以色列。

那些竞选国外总统的候选人，如果不表态支持以色列，几乎都选不上。即便当选总统，如果违反了犹太人的意志，大概率不能连任。

先是杜鲁门为了犹太选票承认以色列，后有尼克松当选总统之后，把对以色列的援助从3亿美元提高到6.4亿美元。

而福特要求以色列和阿拉伯地方合作，解决常年冲突的问题，最终被国外犹太人放弃，把选票和资金送给吉米·卡特。

国外犹太人一次次的运作，无不是宣示自己在国外的力量，给自己塑造了一种“战无不胜”的形象：

不要惹犹太人，更不要惹以色列。

而动员国外支持以色列的同时，犹太人又在电影、杂志和媒体上，不断讲以色列和犹太人的悲情故事，强化了国外支持以色列的合理性。

就以好莱坞电影来说，那些反二战、同情犹太人的电影，往往能获得较高的票房，以及电影节的大奖。

经过数十年的宣传灌输，同情犹太人成为国外的政治正确，甚至在世界上都是不能碰的铁律。

这种软文化的反作用力，又固化了国外犹太人和以色列的政治地位。

犹太人以自己做媒介，把国外和以色列捆绑在一起。所以除了地缘政治以外，国外和以色列在法理上，也是牢不可破的亲密战友。

现在的犹太人，通过渗透依附于国外，终于从寄人篱下的弱小种族，走到世界食物链的最顶端。

但我觉得吧，犹太人的故事还没有结束。

我讲个小故事吧。

魏晋到隋唐的时候，我们处于门阀士族时代，门阀成员进可以入朝做官，退可以回乡割据自治，家族的数十万亩良田是地方的经济基础，耕种田地的佃农是随时可以动员起来的兵员。

可以说，地方的政治经济军事的主导权，都在各地门阀士族的手里。

因为分散在各地，门阀士族才能趋利避害，即便打烂一坨还有另外一坨。因为掌握地方实权，门阀士族才能争取朝廷地位，真正控制地方的上层建筑。

但是到了唐朝，随着乱世结束地方统一，幸存下来的门阀士族陆续放弃祖业，迁徙到长安和洛阳附近，一来能享受一流的教育资源，二来能和朝廷亲近，随时打听到高层动向。

于是，门阀士族和朝廷深度绑定在一起。

分散在地方的时候，虽然和朝廷的捆绑不深，但能疏导危机长久生存。

集中在朝廷和河洛地区，倒是近水楼台先得月了，但是朝廷出现危机的时候，门阀士族也要承受大厦倾倒的负担。

所以魏晋以来数百年不倒的门阀士族，经过安史之乱、黄巢起义对长安和洛阳的洗劫，再也没有翻盘的能力，只能随着唐朝的衰落而衰落。

公元905年，黄河畔的白马驿，军阀朱温杀了三十余名门阀士族大臣，把他们的身体扔到黄河里，让清流永为浊流。

站在食物链顶端的门阀士族，基本退出历史舞台。

故事讲完了，现在说犹太人。

如今的犹太人和国外深度绑定，那么犹太人便不能和依附欧洲各国时一样，借欧洲各国的矛盾达到自己的目的。

随着国外历史周期律的到来，犹太人就要和门阀士族一样，随国外的崛起而站在食物链最顶端，随国外的衰落而衰落。

犹太人享受到国外崛起的荣耀，自然也要承担国外衰落的代价，这是等价交换，很公平。

他们的金融媒体产业，类似于门阀士族的良田，他们的社会地位，类似于门阀士族的朝廷官位。

而到了那个时候，除了我们以外，再没有任何地方能满足犹太人的胃口，让他们依附在本国苟且续命。

所以只要我们严防伤守，不让犹太人进来，那么犹太人必将走向21世纪的白马驿。国外的贫民阶层、世界上受犹太人欺凌的地方，也将出现21世纪的朱温。

毕竟站在世界食物链顶端的犹太人，占有了世界上相当部分的财富，也是世界贫富两极分化的始作俑者。

以前的犹太人招欧洲恨，现在的犹太人可是招全世界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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