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古人那么在乎名声？宁死也不愿背负骂名？|焦点报道

经常会看到这样的说辞，说后人怎么看待，怕后人挫脊梁骨，然而到了今天，相反越黑的人名气越大，甚至有的人为了知名度自己都会制造新闻，以主播为例，为了流量不少人出尽洋相，那么他们会在乎后人怎么评论吗？反观古人为什么会那么注重名声呢？为什么很多人宁死也要留个好名声？下面我们来解析一下。

一、古人看重名声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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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人情社会，名利名利，在古代，名和利是互通的，而且名大于利。用名换利很容易，而想用利换名，相对来说就麻烦一些。今天很多人的观点是，“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事都可以用钱来解决，如果解决不了说明你的钱还不够多”，但是这句话在古代可行不通。一个人的身份地位比他所拥有的金钱重要得多。

如果你只是一个单纯的有钱人，你的钱很快就会没了。江南首富沈万三，就被朱元璋惦记上了家产，很快家破人亡。在古代，名就是地位。有名，就可以找人举荐，被皇帝或者哪个大人物看中，马上就能平步青云，获得地位，实现人生的逆袭。比如唐代诗人韩翃，就凭借诗作《寒食》获得皇帝的赏识。

《寒食》我们耳熟能详：“春城无处不飞花，寒食东风御柳斜。日暮汉宫传蜡烛，轻烟散入五侯家。”唐德宗非常喜欢这首诗，在此之前，皇帝一直缺乏起草文告、命令的人，中书省两次提名人选，皇帝都没有批。再请示的时候，皇帝说：让韩翃来做吧！当时有一个和韩翃同名同姓的人，担任江淮刺史。宰相请示说：有两个韩翃，不知是哪一个？唐德宗说：写“春城无处不飞花”的那个韩翃。此时的韩翃已经被罢官闲居十年，却因为一首诗升任为知制诰，后来，在中书舍人的职位上终老了。

再讲一个用名换利的故事。北宋范仲淹本人比较清廉的，他为自己的家族买了一块地，供自己家族祭祀祖先和供养一些家境不太好的子弟读书用。范仲淹家族的人，依仗着范仲淹的名声，基本没做什么欺压百姓的事，就把这块田地越经营越大，一直到清朝，范家人还靠这块地过着滋润的日子。

这就是名的作用。从根本上讲，古人看重血统和出身，一个人的名，不仅能让自己实现身份的逆袭，还可让自己几辈子的后代出身都高贵一层，很多起义者在起义之初，都打出了自己是某某后代的名号。比如刘备，张口闭口就是“中山靖王之后”，而且人家凭着这层名声，吸引各路人才，最后三分天下称帝。光武帝刘秀打出的旗号是汉高帝刘邦的九世孙，出自汉景帝子长沙定王刘发一脉。

在古人看来，一个好的名声甚至比生命还要重要，“流芳千古”才是最终奋斗目标。伯夷叔齐不食周食饿死首阳山，楚霸王项羽宁死不过吴江，关羽死不降吴。汉朝初年的叔孙通身为儒生，却六次改变主人，反复无常，在当时就背负了很大的骂名。文天祥、史可法这种宁死不降的文人，才是后世所推崇的。

二、最在意名声的时代

放眼中国历史长河，最在乎名声的要数春秋战国时期。这是因为周朝的时候，史官地位极高，每当新王登基时，史官都要参加典礼，而且规定君主不能随意处死史官。正是这种原因，使得史官可以秉笔直书。

鉴于忌惮史官，所以在春秋之时，只要还有那么一点点底线的人，做事之前都会有这种考虑，这件事会不会被记下来，会不会被传下去，当作乱臣贼子的典范。虽然史官权力不大，但在强权面前，春秋战国时期的史官还是能够维护自己尊严的。赵盾和崔杼的例子就很有说服力。

赵盾是晋灵公时的权臣，为了夺回权力，晋灵公便想要杀了赵盾。赵盾没有办法，只好逃跑。可他在逃跑途中，赵盾的弟弟赵穿却杀了晋灵公，然后再将赵盾接回来主持政事。

于是晋国太史董狐在书上记载说：“赵盾杀死了自己的国君。”不仅记下来，董狐还把这个记载拿到朝廷上让各个大臣互相查阅观看。赵盾看到董狐这样，连忙替自己辩解：“杀国君的是赵穿，不是我，你记错了。”董狐回答说：“您是晋国的执政大臣，虽然逃跑了，但没有逃出国境，回国之后也没有诛杀乱臣贼子，杀国君的人不是你又是谁呢？”赵盾无言以对，虽然一肚子火，也只好让董狐这么记载。

齐国权臣崔杼杀了齐庄公后，太史便在书上写到：崔杼杀死庄公。崔杼把他杀掉，崔杼对这个史官毫不留情的原因是：如果这件事被史官记录下来，那么自己就会永世背上一个弑君的骂名，崔杼的这次杀史官行为是为了震慑后来的史官，不让他们把这件事记载在史书上。

可结果是，杀戮永远不能威胁有原则的人。太史死后，太史的弟弟还是这么写。崔杼又把太史的弟弟杀掉。太史的小弟弟还是在史书上这么写。崔杼没办法，只得让他将这件事情记载在齐国的史书上。从这两个例子来看，史官的威慑确实确实有效，它能够使得一些人在做事之前好好掂量，以免给自己带来不好的名声。

三、史官位置变化

秦朝以后，专制统治建立起来，史官便成了边缘职位，地位也大大下降。尤其是汉武帝对司马迁的腐刑，大大的打击了史官的尊严和地位。发展到后来，统治者竟可以随意篡改史书来美化自己。

玄武门之变，李世民杀兄逼父，夺嫡夺权，这在封建社会的伦理道德下，难逃谴责的惩罚。为了能消除这种伦理道德的谴责影响，为顺服天下人心，李世民可谓是煞费苦心。李世民在做皇帝时，曾多次亲自翻看史官们所写下的国史以及有关他的事情，而且还要“使得自修改耳”。在他的指点下，原本被人们看作皇位争夺之战的事件，硬是变成了“安社稷，利万民”的大义之举。

贞观史臣在撰写《高祖实录》和《太宗实录》时，大事铺陈太宗在武德时的功劳，竭力抹杀太子建成在创建唐朝过程中做出的成绩，并且大大贬低高祖的作用。但是这样依然不够，于是他们又把修改国史的着眼点放在晋阳起兵的密谋上。他们把晋阳起兵的密谋歪曲地描绘成为太宗的精心策划，而高祖则完全处于被动，其目的就在于把太宗说成是李唐王业的真正的奠基人，使他的皇位继承获得合法性。虽然篡改史书，但也说明了皇帝注重名声，否则又怎么会大费苦心的折腾一番呢？

方孝孺是明朝建文帝最亲近的大臣，他也视建文帝为知遇之君，忠心不二，朱棣在攻下南京后，篡得大明皇位，方孝孺不合作，放言灭他九族也不做屈膝之辈，朱棣被惹怒，便灭了方孝孺十族，把方孝孺处以腰斩的极刑。朱棣虽然管住了史官的笔，可他管不着外国史官的笔，我们现在所得到的很多真实史料，都是从朝鲜史料记载中查验出来的，朱棣为了给自己夺取帝位“正名”没少篡改史料。处心积虑的修改史料，也证明了古人对名声的看重。

野史上记载，周武王也篡改过史书，传说商纣王其实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君王，对外扩张领土，对内安定民心，其实他没有大家传说的那样荒淫无道，之所以后来把商纣王刻画成一个暴君的样子，有人说是因为周武王在史书里有意抹黑了商纣王。

古人尤其是读书人，特别看重自己的名节，这是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孟子说舍生而取义，就是说宁可死也要保住自己的节操，君子更是守身如玉，名声同时也是你在社会上立足和生存的条件。这种名声观在一定程度上约束了读书人的行为，使其不敢做出大逆不道的行为。

对于现代人来讲，受儒家思想影响没有古时那么大，所以相应的受到来自内心的约束也就没有那么强烈，我们没有必要想古人那样盲目地守护自己的名声，但又不能不顾名声，一味追求利益，所以好哥认为，当今社会有必要适当强调名声的作用，来约束部分人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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