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赤壁之战中作战双方的战略、胜负原因以及重大意义-环球快讯

文|侯博士的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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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资料图】

赤壁之战，是东汉末年孙、刘联军在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大败曹操的一场战役，是三国时期“三大战役”中最著名的一场，也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以少胜多的大战之一。

赤壁之战

当时群雄割据，以曹操、孙权、刘备为首的各大集团都想扩张自己的势力，以争取统一全国，而已经统一北方，手握几十万军队的曹操，是最有希望达成这个目标的。

然而事与愿违，这场战役以孙、刘联军大败曹军而结束，自此呈现了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局面，直到公元280年西晋平吴时方才得以统一。

三国时期三大集团

正是因为这场战争与三国鼎立的局面息息相关，才会受到人们如此多的关注，历代史学家对这场大战也产生了较为浓厚的兴趣。

但由于人们对这场战争的看法和理解的差异，他们对这场战争的描述也是略有不同。

笔者对赤壁之战作战双方的战略、胜负原因和重大意义做一些探讨，如有不当之处，还望指点。

魏、蜀、吴三国的战略方针

赤壁之战，各大势力，都有自己的策略方针。

东汉末年

东汉后期，因皇权衰微，豪强世族势力不断壮大，国内出现了分裂割据、军阀混战的纷争局面。

曹操先后击败了北方的陶谦和吕布等小型集团，在官渡之战中击败了袁绍、袁谭、三郡的乌桓，迫使辽东的公孙康投降，这才让北边的局势稳定下来，为接下来的战争做好了铺垫。

公元194年至198年，曹操三次攻打徐州，并先后败陶谦、灭吕布、破刘备彻底掌握徐州。

官渡之战

之后在“官渡之战”中败袁绍，“南皮之战”消灭袁谭，建安十二年，曹操远征三郡乌桓大获全胜，之后又威逼辽东公孙抗投诚，这时候北方基本上统一，也为南下打下了一定基础。

曹操统一北方之时，这时的孙权继承父兄之位，在江东有吴、会稽等六郡，欲一统南方，并积极进攻荆州夏口，“破其舟军”，斩刘表大将、江夏太守黄祖，向长江北开始扩张自己的势力。

曹操攻打荆州夏口

而刘备这时最为狼狈，在曹操的逼迫下，于建安六年逃到荆州，寄居在刘表篱下，在樊城驻军，积蓄力量,伺机而动。

就这样，孙权和刘备就成为了对曹操有威胁的两大集团，也是曹操在南方发展的最大阻碍。

曹操在这样的情况下，决定南下，于建安十三年秋天七月，带领十五六万兵马，由邺城向荆州进发。曹军于九月抵达新野，刚继位的刘琮不战而降(刘表八月病逝，由次子刘琮继位)。

刘备得知刘琮已经投降曹，便向南方撤退，并从荆州收编了十余万大军，粮食辎重几千辆，从当阳出发，另派关羽率水军由水路出发，准备在江陵汇合。

刘备剧照

曹操听说刘备准备退至江陵，便放下了辎重，轻军赶往襄阳，到襄阳之后率领五千精兵，日夜兼程三百多里，在当阳长坂追上刘备大军。

当时刘备大军虽然众多，但披甲者甚少，再加上仓促迎战，迅速被曹军击溃。

曹军获取大量的粮草辎重，刘备迫不得已只能放弃撤退江陵的决策，只带着诸葛亮、张飞和赵云等数十名骑兵落荒而逃，曹军很快攻占了江陵。

曹操剧照

曹操打乱了刘备和关羽在江陵会合的计策，夺取江陵，这是一场巨大的战略胜利，因为江陵是荆州的水军要塞，储存着大量的军需，是长江以北的重要要津，也是顺江东下游的一个重要军事据点。

由此可以看出，曹操在追杀刘备和江陵的策略是对的。孙权得知曹军南下，便派鲁肃去找败逃的刘备与其结盟。

刘备在长坂战败后，带着关羽率领的一万兵马，逃到了樊口，再加上江夏刘琦的一万兵马，一共两万余人，很难抵挡曹军，诸葛亮认为只有和孙权联手，才能与曹一战，刘备深以为是。

刘备与孙权剧照

诸葛亮受令跟随鲁肃前往柴桑，与孙权相会，孙刘二方一拍即合，决定共同对抗曹军。这时曹操给孙权写了一封信，上面写着：

“近者奉辞伐罪,旌麾南指,刘琮束手。今治水军八十万众,方与将军会猎于吴。”

孙权把这封信摆在了众人面前。张昭等为曹操的强大所震慑，提出了投降的提议，鲁肃和周瑜都是知己知彼，对自己的胜算很大，说服孙权与刘抗曹，不必担忧。

于是孙权下令，并命周瑜、程普为左右都督，鲁肃为赞军校尉，率领三万水军，与刘备的军队一起迎战曹操大军。

周瑜剧照

孙、刘联手抗曹之策，向来无人反对。唯独裴松之认为：

“曹公仗顺而起,功以义立,冀以清一诸华,拓平荆郢,大定之机,在于此会。若使昭议获从,则六合为一,岂有兵连祸结,遂有战国之弊哉！虽无功于孙氏,有大当于天下矣。”

裴松之的这番话，虽然是站在天下大一统的立场上，赞同张昭的建议，看似可行。

不过,脱离当时的兵家纷争和孙权也可争取统一的实际,而空泛议论,终不免是书生之见。

就在孙刘两人联手，准备抗曹的时候，身在江陵曹操又有了新的部署：

一方面，进一步拉拢荆州投顺的上流人物，赐爵许官加以利用，安抚百姓使之安定，以维护新的统治区域。

刘璋剧照

并派出刘巴过江，“招纳”长沙、零陵、桂阳三郡，并与益州刘璋振威将军、刘瑁平寇将军，以避免各诸侯势力的枝节横生。

而另一方面，则是调动军队以“顺江东下”的方式，乘胜追击刘备大军，目标直指孙权。

在曹操决定向东进军的时候，贾诩提出了安民休军的建议，认为“不劳众”就可以“江东稽服”，曹操则没有采取他的建议。

《三国志》中有这样一句话：“太祖不从,军遂无利。”陈寿认为曹操不听贾诩提议，决定“顺江东下”的策略是错误的。

贾诩剧照

但裴松之认为，在当时由于韩遂、马超等人对关右军构成了威胁，孙权和刘备必然会争夺荆州，曹操不可能在江陵坐镇南下，只能趁势而上，而赤壁之战失败则另有原因，与顺江东下没有任何关系，因此，说曹操决定顺江东下并不是“失算”，贾诩的建议“未合当时之宜”。

陈寿的想法被彻底否认了。可以说裴松之的话，比陈寿之的建议更有说服力。

曹军顺江而下，兵分水陆同时行军。水路自然是顺河而下，陆地上有东下军队吗？一些赤壁上的一些地图，只是描绘了曹军水路的东行，并没有陆地上的行军路线。

赤壁之战地图

依笔者看来，曹军东下有一队陆地部队，是因为“顺江东下”，不但可以理解为乘流而下，也可以理解为沿江而下。

曹操为了东进，肯定要将大部分兵力包括步骑兵在内，调往战场，一部分步骑兵可以坐船，大部分的士兵和物资都要从陆地推进。

《三国志》中记载，曹操手下的将领乐进、徐晃、文聘、满宠等将领，都曾追击关羽到汉津，吴人还说，曹军沿江向东，“兼有步兵,水陆俱下”。

赤壁之役时，有不少曹军在江之北岸的乌林地区，有可能是从当阳、江陵等地，经江北陆路而来。

曹操败走华容道

所以，在战败之后，他们便从华容道逃到了江陵。孙、刘联军，亦是“水陆兼备，直逼南郡”。

曹操兵分两路，以江上水军为先锋，以北岸步骑兵为接应的战略方针，可谓是缜密之极。

后人对曹操的战法和军事部署有所议论。有人说，曹操南征一开始不战大胜，于是有了骄傲之心，所以才会大意，在兵力部署上露出了破绽。

有人说曹操犯了“策略上的失误”。却并未详细解释。

但也有人说，曹操自幼就警觉，赤壁之役时，他的政治和军事都经历了严峻的考验，不可能一点防备都没有，“他不会在强渡长江的号角声中失去了自己的主动权”，也没有说出曹操的用兵之道。

赤壁之战

笔者认为，赤壁之战前后，曹操的兵力布置，既没有“可败的漏洞”，也没有“战术上的失误”，反而有一种“节奏”。

不是说他在华容道被打退之后，就料到刘备会发动火攻，而是提前布下了一条水陆相辅相成的兵力部署，之后，他又在江陵、当阳、襄阳一带布防，这才向北返回。

因此，笔者认为裴松之所说的“魏武之东下，非失算也”，是有一定道理的。

孙、刘两军之所以能取胜，固然是因为他们联手抗击曹的策略得当，但曹军的败亡，却非战术失误所致。

孙权剧照

赤壁之战双方胜负原因

赤壁之战，孙、刘两国联军大获全胜，曹军大败，有几项具体原因。

建安十三年十二月，曹军水师在赤壁与孙、刘联军相遇。“初一交战,操军不利,

退次江北”。

周瑜率兵，借黄盖诈降之计策，乘着东南的狂风，向曹操的水军发起了一场火攻，“烧毁了北面的船只，吞没了岸边的营地”。曹军“淹死了不少人马”。

黄盖剧照

周瑜率领轻骑兵，紧随其后，发起了猛烈的进攻，“北军大坏”。曹操的船只被烧毁，水军大败，造成了地面部队的混乱，于是下令“引军从华容道”向南郡撤退。

之后因处于沼泽地带,人马败后,乱成一团,“死者甚众”。孙、刘两军“水陆兼程，直逼南郡。”“时曹军兼以饥疫,死者太半”。

曹操将曹仁、徐晃、乐进三人留下，分别镇守江陵和襄阳等地，然后自己率兵北上。

曹操十几万大军，被孙、刘两国联军打得落花流水，损失过半，这是曹操从军生涯中最惨重的一战，也是孙、刘两家的一场大胜。

赤壁曹操战败

为什么曹操大军会败而孙、刘联军会胜？当事者的争辩和后人的讨论，各不相同。这里笔者就赤壁之战的几个论点，浅谈一些看法。

1.关于曹军“疾疫”的讨论

曹操于战后遗孙权书中提到“赤壁之战,值有疾病,孤烧船自退,横使周瑜虚获此名。”

这意味着，曹操并没有承认自己的战败，反而强调了自己“值有疾病”，他本人“烧船”,自动“退”走的。

裴松之深以为然，曹操在赤壁之败中，“实由疾疫大兴,以损凌厉之锋”，这是最主要的原因，但对这一点，有人半信半疑，认为“很难判断”。

裴松之

虽然也有人承认赤壁之战是曹操战败的，但却特意提到了“值有疾病”。然而，《江表传》中记载曹操在战争结束后遗孙权书的前后文,很值得注意，前文云：

“瑜之破魏军也,曹公曰：‘孤不羞走。’”后文云：“瑜威声远著,故曹公、刘备咸欲疑谮之。”

由此可以看出，《江表传》的作者，早就认定周瑜“声威远著”是因为“破魏军”，曹操留下孙权书信，是对周瑜“疑谮”的一种手段。

所以，有些学者说：“在赤壁之战时曹军的确有瘟疫，而“烧船自退”，则是曹操为了掩饰自己的错误。”

曹操剧照

曹操军队中有瘟疫，我们应注意到，瘟疫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三国志》各篇中的记载有很多不一致的地方。《魏志•蒋济传》中记载的“时大军征荆州,遇疾疫”这句话，似乎是在征荆州的时候开始的。

《武帝纪》中记载：“公至赤壁,与备战,不利。于是大疫”这句话，疾疫是在第一次大战之后发生的。

《郭嘉传》中记载：“后太祖出征荆州还，于巴丘有瘟疫。”这是曹操返回巴丘的时候，发生的瘟疫。

郭嘉剧照

陈寿的《魏志》，大多是根据曹氏所说的魏国历史来撰写的，他自己也多偏向魏讳，而且他所写的瘟疫之事，都是在赤壁之战后才开始的，可见瘟疫并不是发生在交战的时候。

《吴志•周瑜传》中记载了两支军队“遇于赤壁。时曹公军众已有疾病”,这是从赤壁之战初开始的。

《吴主传》中说：“大破曹公军。公烧其馀船引退,士卒饥疫死者大半”,这指的不是发生于战争初期。

笔者认为《周瑜传》中记载的孙权之事，很有可能是受到曹操遗孙权书的影响。

《蜀志•刘二收传》中记载：“会曹公不利于赤壁，兼以疫死”，

《先主传》中记载：“先主与吴军水陆齐出，直逼南郡，时有瘟疫，北军死伤惨重”，这两条极有可能是在初战之后爆发的。

三国志书籍

因此，根据《三国志》中记载的情况，并不能确定瘟疫是在战争初期开始的，而很可能是发生在初战之后。

假如按常理推测，曹军东行时，按理说不会有瘟疫，但若早有瘟疫，曹操也不会向东进发。

曹操往东而来的水军，大部分都是荆州的军队，他们没有“不服水土”之说，也没有瘟疫的可能。

曹军陆地部队大部分都是北方人，因为不适应当地的气候，再加上饥肠辘辘，所以才会爆发瘟疫。

还有，疾病的严重程度？《三国志》各篇中记载的情况不一，有记载“大疫”的、有记载“疾疫”的、也有记载“饥疫”等。

曹操大军

笔者认为，虽然有瘟疫，却不是“大疫”，曹军虽然溃败，但还能坚持在江陵和其他地方布置防御，又能在短时间内进行合肥之战等。

因此，在笔者看来，曹军是北路的军队遭遇了一场较轻的瘟疫。

至于《后汉纪》和《后汉书》中记载，并没有提到曹军在赤壁之战中的瘟疫，只认为曹军偶尔染上了一种瘟疫，这并不值得大惊小怪，而不是简略和疏忽之意。

《资治通鉴》记载赤壁之战，着重提到了曹军的“已有疾疫”，至于赤壁交战之初，完全是因为《吴志·周瑜传》的缘故。

2.关于曹军“骄伐”的讨论

张松剧照

习凿齿在《汉晋春秋》中记载，曹操定荆州，将刘备赶走，张松在曹操面前说：“曹公方自矜伐,不存录松。松归,乃劝璋自绝”。

习凿齿还对此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昔齐桓公一矜其功而叛者九国,曹操暂自骄伐而天下三分,皆勤之于数十年之内而弃之俯仰之顷,岂不惜乎！”

裴松之在《三国志》中注释，把此事抄录下来，并没有作任何注释，可能是为了“以备异闻”。

司马光画像

司马光对习凿齿之言深信不疑，并将其收入《通鉴》，从而对后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后世在讨论赤壁之战时，“操之兵众,众则骄”,说曹军之所以被称为“骄兵”，是因为习凿齿在《通鉴》中对此的论述。

但是，习凿齿所说的话却有问题。曹操不用张松就是“骄伐”？曹操“暂自骄伐”就导致“三国鼎立”？

《益部耆旧杂记》中记载，张松“放荡不治节操”，刘璋派他到曹操，“曹公不甚礼,公主簿杨修深器之,白公辟松,公不纳”。

此处仅提及曹操对张松的“不甚礼”，而没有说曹操的傲慢。

曹操剧照

《蜀志·刘二牧传》中记载了刘璋屡次派使者去见曹操，受到重赏，于是又派张松去见曹操。曹操正在驱走刘备之时，“不复存录松”，张松“以此怨”，“会曹公军不利于赤壁,兼以疫死。松还,疵毁曹公,劝璋自绝”。

可见张松“疵毁”、刘璋“自绝”的原因，很大程度上归咎于曹操在赤壁之战中的失利，而非骄傲自满，更不能以此说曹操“骄伐”。

《通鉴》中的记载，与《汉晋春秋》相比，多了一个“怨”字，这是张松对曹操的怨恨，但却没有说赤壁之战之后，张松因为仇恨而诋毁曹操，甚至还提出了习凿齿之论，这就有些不妥了。

曹操之所以会中黄盖的诡计，是不是因为他不战而取荆州，“滋长了骄慢心”而“自大轻敌，相信吴将黄盖的诈降”呢，恐怕也不能作如此推断。

黄盖诈降

根据《江表传》记载，黄盖把诈降书交于曹操,“曹公特见行人,密问之,口敕曰：‘但恐汝诈耳。盖若信实,当受爵赏,超于前后也。’”

由此可见，曹操并未因为自己的胜利而“骄慢”，从而失去了最基本的警惕。因此，笔者认为“骄伐”说法不能成立的。

3.关于双方兵力多少强弱的讨论

孙、刘两国军队在赤壁之战中，投入了五万左右的兵力，孙权的三万，刘备的军队一万，刘琦的军队一万。从来没有人质疑过这一点。

曹操在赤壁之战中投入了多少兵马，一直以来都有不同的说法。曹操在孙权的书信中说，“今有八十万水师。”曹操这是在自吹自擂，让人无法置信。

周瑜剧照

周瑜说：“以实校之”，曹军南征的兵马只有十五六万，收复刘表的部下最多也就七八万。周瑜的判断是有一定道理的。

陈寿在书中写道，曹操的“船队有数十万步兵”，并没有准确的数字。《通鉴》在曹操遗孙权书之后，还记载了周瑜的估计，想来是相信周瑜的“实校”。

曹军的兵力，和孙、刘的军队相比的确有多少之分。不但曹操夸赞曹兵多，张昭等也知敌我“众寡”，连周瑜和诸葛亮也都认可了曹兵的人数，但却强调了他们的软肋。

现代学者曾提及此问题，虽然具体数目有出入，但普遍认为曹军众多，而孙刘联军少的事实。

赤壁之战曹军

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曹操因行军时间仓促，在长坂打败刘备后，率五千骑兵一路向南，直抵江陵，又乘船东行，在赤壁与孙、刘联军相遇，曹军较少，刘联军较多，曹军败于赤壁之役，是以寡敌众？

这是不太可能的，因为，在古代史料记载中，曹军数量多，孙和刘的军队数量少，这是一种非常明显的现象，不能忽视。

而曹军则是由江陵顺江东下抵达赤壁参战，在时间上并不算太紧。

根据史料记载，曹操于建安十三年南下赤壁之役的年代为：秋七月，从邺城出发，九月到新野，刘琮降兵，曹军五千轻骑兵，南下追刘备，十二月赤壁之役。第二年的春天，曹军又到了谯城。

曹兵行军

由此推算，从邺到新野五百公里，七月出发九月到达，行军两个月，从新野到江陵，两百多公里，按照曹军的轻骑，一天一夜就走了三百多里，长坂一战很顺利，不会耽搁太久，后面的队伍虽然缓慢，但却没有什么战事，一路畅通无阻，预计最晚在十月底抵达江陵，从江陵到赤壁一百五十公里，顺流而下，只需几天，而陆上行军，最多一个月，赤壁之战发生于十二月，所以，曹军的时间并不紧张。

据史书记载，赤壁之战时，曹军大队人马已攻入赤壁和乌林区。

不过，要说曹军在赤壁之战中只有五千人是不太可能的，而曹军二十多万大军，也不可能全部投入到这场战争中去。

曹军占据新野，襄阳，当阳，江陵，当然要派将兵镇守，而且人数少了还不行，最起码要分出数万人来。

曹操大军

笔者估摸着，曹军东下的总兵力，应该在二十万左右。

应当注意的是，曹军水军的人数可能比孙、刘两军的水兵要少得多。

所谓“操既有荆州水军十万”,荆州“蒙冲斗舰,乃以千数”,这绝对是一个夸张的数字，荆州原本有十万大军，投降曹操的约有七八万，怎么会有“水军十万”？

孙权“有十万大军”，一时间凑不出“精兵五万”，只能“选三万人”，让周瑜出战，荆州本来就有十万大军，不算刘琦的一万多人，他的水军绝对不会超过三万。

而且赤壁之战的前几年里，荆州江夏知府黄祖率领的水师在孙权手下屡次失利，可见荆州水军的实力还不如孙权。

孙权剧照

赤壁交战时。荆州水军既有黄祖败亡之失，又有刘琦万人离去。

再加上孙权的水军实力大增，再加上刘备和刘琦的军队，孙权的水军绝对要比曹操的荆州水军更强。

至于曹军“舍鞍马,仗舟揖”，将一部分骑兵编入了水军之中，这是没有经过任何训练的，所以暂时不能算在水军之中。

所以，在笔者看来，赤壁之战，按照双方的兵力来看，曹军众多，孙刘军少，这是毋庸置疑的，但在水军之中，要是按水军实力和作战经验来说，曹军少，孙刘联军多，这是很有可能的。

火烧赤壁

4.关于曹军“四患”和“不习水性”的讨论

周瑜在战前分析曹方时说：

“今北土既未平安,加马超、韩遂尚在关西,为操后患。且舍鞍马,仗舟揖,与吴越争衡,本非中国所长,又今盛寒,马无藁草,驱中国士众远涉江湖之间,不习水土,必生疾病。此数四者,用兵之患也,而操冒行之。”

周瑜所说的曹军“四患”，并非没有原因，“四患”是指战争的不利因素，与战事的胜利也有一定的联系。

曹操虽有一些隐患，但还不算太大，孙权内部也有一些分歧，比如有不同的派系和山越等不利因素。

不能说曹操有后顾之忧，孙权的后方就相安无事。后方的问题双方皆有，不不是曹操一方存在问题。

诸葛亮剧照

诸葛亮在剖析曹军弱点的时候，曾经说过：

“北方之人,不习水战”。此与周瑜“舍鞍马,仗舟揖,⋯⋯本非中国所长”之见略同。

曹军本是骑马高手，在北方的战争中，最擅长的就是轻骑突袭取胜，这一次，他率领五千骑兵在长坂大获全胜，然后迅速攻占了江陵。

但他若顺江而下，与孙、刘两国联军共长江之险，势必要在江边开战，这就需要水军，曹操所获之荆州水军数量不足，原本的骑兵优势便无法充分发挥，若将这支骑兵改成了水军，完全是舍长就短，这才是真正的问题。

周瑜对曹方的“四患”作了详细的分析，然后告诉孙权：“瑜请得精兵三万人,进住夏口,保为将军破之。”

周瑜与孙权剧照

这倒不是胡说八道，孙权麾下的水军精锐，周瑜更是有统领水军作战的经验，加上之前打败黄祖俘获的水军“精兵三万人”，又有刘备和刘琦的军队相助，与“不习水战”的曹军交手，必胜无疑。

所以，周瑜曾经说过：

“今使北上己安,操无内忧,能旷日持久,来争疆场,又能与我校胜负于舟揖间乎？”

因此，可以说，赤壁战役的胜负的一个基本原因，就是曹军的水兵弱于孙刘联军的水军。

5.关于曹操降幅军民“逼兵势,非心服”和“狐疑之众”的讨论

诸葛亮曾经说过：“荆州之民附操者,逼兵势耳,非心服也。”周瑜也说，曹操收了刘表，“尚怀狐疑”。两人的想法差不多。

刘表剧照

曹操大军南下，刘琮归降，乃是情势所迫，荆州归降也非自愿。

刘备在荆州自建安六年至十三年间，收买人心，招兵买马，取得了一些成效，以诸葛亮为首的荆州人也都投靠了他。当他们向南撤退的时候，“荆楚之士,从之如云”,军队一时间矿大到了十多万。

这表明，荆州的百姓和军队中，有不少人都对刘备抱有好感。

而在长坂曹胜刘败一战中，被曹操俘虏的百姓和士兵，当然不会甘心。江陵的水军，也是一样。

因此，说这种归降的荆州军民“逼兵势,非心服”,那是一种量势度情的看法，是值得信任的。

曹操从江陵东进，以荆州投降的水军为骨干，与孙、刘两家的军队交战，问题更大。

荆州水军

荆州水军，除了与刘琦的军队是老乡，交战起来，难以下杀手，而且之前屡次被孙军击败，如今实力稍逊，心中更是惶恐不安。

因此，说荆州水军是“狐疑之众”,又是识势知情之见,很对。

王船山在讨论赤壁之战时，说瑜之必胜，操之必败有三个原因，其中第三条说的最好，

“北来之军二十万,刘表新降之众几半之,而恃之以为水军之用,新附之志不坚,而怀土思散以各归其故地者近而易,表之众又素未有远征之志者也,重以戴先主之德,怀刘琦之恩,故黄盖之火一爇,而人皆骇散,荆土思归之士先之矣,此又其一也。”

王船山画像

这是在诸葛亮和周瑜的理论基础上，结合赤壁之战的历史事实，对其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写下来的著名论断。

孙、刘两家并不像荆州的水军那样，他们可以齐心协力，共同对付曹操。

与曹操的水军相比，孙、刘两军的军心明显有“同仇敌汽”和“尚怀狐疑”之分，两军交战，胜负已是显而易见的。

所以，可以说，“人心之向背与士气之高低”，是决定赤壁之战胜负的决定性因素。

总而言之，曹军人数虽多，但一开战，便落入下风，溃不成军，原因虽然有很多，但最根本的原因，却是因为水军的实力太弱，决定性的因素则是军士狐疑。

相比之下，孙、刘两军的人数虽少，却能取得如此大的胜利，这是因为他们水军实力强劲，军心一致。

张昭剧照

张昭等人在开战之前，只是看出了敌我共渡长江之险，实力差距悬殊的表面，所以才会畏惧，要求投降。

周瑜和诸葛亮通过观察，发现了曹操的水军实力较弱、士气不稳等致命弱点，以及联军在水面上的兵力更强、士气更足等几个方面的优势，所以他们有“破操军必矣”,“保为将军破之”的信心。

战争的结果表明，诸葛亮等人知此知彼，他们的判断是对的。

赤壁之战的重大意义

有一种说法：赤壁之战是三国分裂的原因。

言下之意，赤壁之战，曹军若胜，则天下大一统，因曹军战败，退兵北方，孙权得以占据江南，刘备则向蜀进发，形成三国鼎立之势。

赤壁之战

事实上，这并不是因赤壁之战导致的分裂，恰恰是由于分裂产生了赤壁之战，假如没有各个集团之间的明争暗斗，就不会发生赤壁之战。

就赤壁之役对统一的关系来看，这是一种必要的步骤，有利于统一，不是延缓，反而是促进了统一。

在这以前，封建军阀割据的局面非常严峻，曹操官渡之战，打败三郡乌桓，一统北方，随后南下，迫使刘琮归降，令取襄阳一带，发展大一统。

但当时他还不具备一统南方的条件，更没有足够的时间和人力组建一支训练有素的水军，自然不可能打败南方的军队，这也是他从失败中吸取了教训，在赤壁之战之后，他决定“作轻舟,治水军”。

造一艘船，建立一支水军，不是一朝一夕之功，而要战胜南方的反叛势力，更是难上加难，所以他一生都没能一统南方，但曹操所经历的经验教训却是有用的，有历史影响的。

隋文帝画像

几百年后，隋文帝一统北方后，养精蓄锐，组建了一支强大的水军，有了能渡江战胜南方陈国的实力，这才让他取得一统南方的胜利。

孙、刘联军在赤壁之役中大获全胜，并没有破坏统一，而对统一也有促进作用。孙权和刘备都希望一统天下，但是仅靠南方势力就很难实现一统全国的目的。

但孙权在江东的势力越来越大，向西向南扩张，刘备在荆州建立了自己的势力，并将自己的势力扩展到了西南，与其他部族的关系更加紧密，这一切都是为了在一个大的区域内进行统一，同时为国家的进一步统一做好准备。

加入从短时间或几百年的时间来看，赤壁之战，南北之争，三国鼎立，几乎都是分裂的原因和祸根。

三国鼎立

从长期的角度，从中国历史的发展来看，没有赤壁之战、南北对立或三国鼎立，就不可能有更大的统一。

我们历史上的分裂、统一、再分裂、再统一的一再发生，并非单纯的重复，而是螺旋上升，这是民族统一的历史的辩证发展历程。

赤壁一战，代表着北方短时间无法统一南方，而南方却可以抵御北方的军队，这并不是因为北方的水军实力强弱，也不是因为南北民心不一的关系，而是因为实力人心的背后，与当地的经济状况有关。

自秦汉起，统一天下的中心在关中和洛阳一带，黄河和北方的经济，要比长江、江南等地更加发达，所以，谁能掌控黄河和北方，谁就有一统天下的实力。

但自秦汉以后，黄河和北部的战事频繁，动荡不安，对社会和经济造成了很大的损害。

秦汉后期的战事

长江和南方，由于没有太多的战争和动荡，所以社会比较稳定，再加上北方的动荡，大量的人口迁移到了南方，这使得南方的劳动力、科技、教育、文化都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结语

赤壁之战后，南方的社会和经济状况虽然比北方稍逊一筹，但也有明显的南北经济对抗的形势，这也是曹操无法在短时间内统一南方的原因。

孙权执掌南方，能与曹操分庭抗礼。从这一点上来说，赤壁之战就是南北双方之间对抗的结果。

此外，南北对峙或三国鼎立中的南方政权如吴、蜀等国，也在某种程度上维持和推动了南部地区经济。

从汉到隋朝，这几百年来，由于北方长期动荡、社会动荡、经济混乱，南朝政权的存在，既能对抗北方的力量，又能保持南方社会的稳定，又能推动区域经济的发展，都不无关系。

刘备剧照

因此，孙、刘两家在赤壁战役中取得了胜利，也是有着积极意义的。

有一种说法：三国鼎立与社会、经济没有关系，而是长江之险保护了孙吴的安全，山岳崇峻屏障着西蜀，地理形势为主要因素。

虽然地理因素对历史的影响不可否认，但这么说，也无法解释为什么有时候会发生对立，有时候会统一。

比如赤壁之战，曹操占领江陵，与孙、刘联国共同面临长江之危，而且居上临下，尚未统一南方，地理环境的重要因素并没有体现出来。

南北经济对峙的局面，既是赤壁战役双方的一个重要前提，同时也是三国鼎立和南北朝分裂的物质基础。

唐宋时期

就未来的唐宋统一来看，除了依靠北方的经济外，还必须通过开通运河等手段，借助南方的经济，才能使帝国统一有物质上的保证。

因此，笔者认为，在古代，地理环境对历史有很大的影响，但相对于社会经济来说，它的作用要小得多。

参考文献

《三国志》

《后汉纪》

《资治通鉴》

《汉晋春秋》

《通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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