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说中国近代的衰落与清朝基本无关？三个原因

清末民初维新变法志士谭嗣同在其诗文《有感》中写道：“世间无物抵春愁，合向苍冥一哭休。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

(资料图)

其笔触之下，每字每句都透露出浓烈的爱国情谊，恨铁不成钢。

正如谭嗣同所写，落得这悲哀世道，一切云烟柳雨都是幻觉，抵不过人们在春天之中仍挥之不去的愁绪，索性向这无边宇宙嚎啕大哭方才休止。全中国上上下下四万万人，声泪俱下，放眼望去，竟然看不见当初那个辉煌盛世的样子。

清朝作为中国古代社会和近现代社会交界的一个基点，向来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们所诟病，诸如堕落、腐败、黑暗、自大等帽子应有尽有，通通扣在清朝、扣在慈禧的头上，叫人好生解气。

然而，我们并没有从根本上审视过近代中国的衰落。

人们常常有这样一种奇妙的心理，当课室里阴风阵阵时，他们的第一反应是样往靠窗的同学看去，仿佛是在怀疑他们偷偷打开了窗户。我们习惯于寻找替罪羊，因为当忧思无法排解，找到一个宣泄对象是最廉价、最简单快捷的方法。

清朝恰好处于一个这么尴尬的位置，国内外的舆论矛头第一次如此集中地指向一个政府。然而我们可曾想过，

万一清政府不应该为近代中国的衰落买单呢？

这个问题无疑是当头一棒。

清朝发展轨迹平庸但正常，无行差踏错之嫌

对中国古代历史有所了解的人可能知道，自始皇嬴政之后，封建社会的发展基本上大同小异，甚至有不少“抄袭”之嫌，代代相传，在稳定中求变，在变中依然求老样子的稳定，一来一往间，发展轨迹自然相似。

杜牧在《阿房宫赋》中写道：“使秦复爱六国之人，则递三世可至万世而为君，谁得而族灭也？”

每句劝秦之语，皆是痛批秦之话，只不过杜牧不擅长骂人，只得以文绉绉的方式劝说劝说后人罢了，所将鲁迅置于该时代，必让秦始皇等人狗血淋头。

然而，当我们抛来秦人之保证，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客观地看待秦人政治时，情况也许大有不同。

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开山鼻祖，秦人的贡献是空前的，中央集权制一统千秋，三公九卿制为后世中央官僚体制抛砖引玉，郡县制破除诸侯霸权，大权尽收。

秦人之朝，虽然仅有14年之短，其后世作用却无穷无尽，汉人仿秦制，不就创造出了四百余年的辉煌神话，还将“汉人”的名号传遍了世界各地，届时汉人名声无异于如今的美国，甚至汉人还要以文化感化外人，可谓内外兼修。

承前启后，继往开来，这是我国封建社会一脉相承的统治特色。一朝修前朝之史，为的就是将它作为明镜检视自身，以防今朝栽倒于同样的问题之上。

对比前人，清政府可谓封建集大成者，科举制承担官员选拔主心骨，三省六部具化中央行政系统，行省制后世影响持续到了现代中国。

在种种制度之上，清政府不仅没有拖后腿，反而大有创新之势，使国家系统运行效率更高。

正如马克思在分析近代中国经济时所说的那样，在经济方面，清朝毫不例外地以小农经济为主，将全国的农业生产分割为一个个独立的经济体，这些以家庭为单位的个体户无法将视野放大，他们关心的只有自家的粮食生产量是否足够。

自汉代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封建儒家思想像一只蚂蟥不断吸食着人们的精神，它将人们的奇思妙想扼杀在头脑之中，又以外部私塾、高压统治的方式强迫人们放弃追求先进的行动，这一点自古无异。

因此，清朝发展轨迹平庸但正常，基本遵循了过去封建社会的形式，甚至还有所发展，从这一点上污蔑清朝流毒属实不妥。

社会模型固若金汤，狂风大火难以撼动

根据马克思为人类社会进化所划分的五大类型，中国夏商周之前应属原始社会，先秦即为奴隶时代，而进入秦朝一直延续至清代，我国封建社会持续了2000多年，清代是针锋相对的时期，一切救世良药瞬间涌入，无奈社会模型过于坚固。

封建社会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的关键条件在于资产阶级的产生壮大，而一个阶级的崛起证明其所代表的经济成分已经稳定存在于社会之中，而这一切在清朝几乎不可能。原因何在？

思想之根深蒂固，经济之死缠烂打。

商品经济兴盛并不代表小农的没落和资本的兴起，很多时候商品经济的发展都是在政府的管控当中，为政府所用，因为其背后的操控势力仍然是封建统治者，否则何须等到清代，宋朝一早便可以造成资本主义的蜕变。

资本主义真正渗透中国的契机不外乎那一场场对外反击战，而这一次次丑恶的侵略并不是清政府招来之祸。

外面的世界太精彩，新老两派高下立见

当我们一味把炮火集中在清政府自身时，外面世界的精彩绚烂容易被我们忽视，而这恰恰是近代中国破碎的外因。

辩证法是看待历史的唯一法则。

老子有“物壮则老”、“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等等说法，这体现了一定的辩证思维，这说明时间一切皆是相对的。

何来高矮胖瘦？有高自然对应有矮，有瘦的前提是有胖的对照。

我们之所以能看到清政府的落后，是因为我们先入为主地将19世纪的西方发达国家社会水平当做标准，以此衡量清代的发展状况。然而，这能说明近代中国的衰落和清政府有关吗？恐怕从逻辑上是不成立的。

孟子云：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清代习惯了在封闭的地理环境之内享受安逸的生活，以至于他们已经忘却了当初满人是如何以摧枯拉朽之势将羸弱的明朝汉人消灭殆尽的，在这种环境下，“天朝上国”的思想充斥了统治阶级的大脑。

反观中华文化圈之外的世界，无处不战火，无处不牺牲，动物只有在面临危机之时才会激发出最大的求生本能。英国在1640年资产阶级革命之后便一发不可收拾，登上了18世纪资本主义世界的巅峰宝座，最终在1840年叩开了中国大门。

假设没有外来侵略者的冲击，近代中国不至于生灵涂炭。也许在此后的历史中，清朝统治者仍会磕磕碰碰，但总会用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时间添上技术空白，不过时间不给他们机会，人民不给他们机会罢了。

结语

盲目从逻辑上看待近代中国与清政府的关系，我们无法将过错都归于清政府之下，因为清政府的确在按照传统发展模式在运行国家机器。

然而，这般割裂怕是给贪生怕死、不思进取的清政府设下了一道保护罩。

刘慈欣《三体2》中的“黑暗森林法则”同样适用于当时的世界，当一个先进文明发现了一个相对落后的文明，出于保护自身安全和掠取利益的目的，后者必须付出灭绝的代价。

也许近代中国的衰落和清朝基本无关，但清朝的衰亡的确打开了近代中国的求生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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