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解决财政问题的主要手段及其影响

财政问题困扰了有明一代，各个时期努力寻找各自的解决之道。洪武时期，主要通过将民田大规模转化为官田来增加财政收入，官田的征税额是民田的10倍左右。到永乐时期，除了继续增加官田以外，又发明了官俸折钞这种节流财政来暗地增加财政支出能力，其秘密隐含在用成本极低的纸钞代替俸给本色米，实质是降低官吏俸禄以节省财政支出。宣德中期以后，随着随从皂隶的大规模折银，明代启动了赋役大规模货币化之路，赋役货币化打破以米计量的赋役原额桎梏，为明代财政不断增收找到一条出路或解决之道，其秘密隐含在财政价格（折价）比市场价格（市价）高出甚多的事实中，部分甚至以倍数计，而政府征收用财政价格，支出用市场价格，这就成倍地增加了财政支付能力。与此同时，随着周忱改革的深入推行，将耗费不断法定化，利用市场原理，周忱将税粮运输、进仓等费用，用加耗的方式固定化或法定化，史称“平米法”，而明政府不断将这些耗费转入田赋正额中，于是便在新的正额基础上又进行新一轮加耗，这样便在不断加耗中增加财政总量，不仅抵消了因各种原因减免、豁免的赋役数额，还使实际征收的赋役数额大幅增加。除了通过增加官田、官俸折钞、加耗、赋役货币化明里暗里增加财政收入外，明后期还直接加征“辽饷”“剿饷”“练饷”三饷，总额达900余万两。此外，增加盐税、关税、茶税以及商税等，也是明代增加财政的辅助手段。现择其要者略加叙述。

洪武、永乐时期的增加官田与官俸折钞

朱元璋为了争取民心，宣布了轻徭薄赋的国策。当时规定民田每亩只征数升数合，但这一财政政策，显然与当时开疆拓土、不断发动战争的财政需要不相符合。那么，朱元璋在轻徭薄赋国策下如何解决财政问题呢？熟悉明史的人，马上会想到军屯与开中制，当然这些政策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并非当时解决财政问题的核心措施。朱元璋解决财政问题的核心措施是不断增加官田（抄没田）的数目，为此他用严刑苛法不断打击富户与官僚，且屡兴大狱，出现著名的明初四大案，此四案杀功臣及官民近十万，牵连的富室大户无数，仅郭恒案，诛杀粮长就达161人，故抄没田地不计其数，是官田数目激增的时期。

据洪武《苏州府志》记载，洪武十二年前，苏州共抄没田16638.4顷余，又据考证，洪武十二年到洪武晚期又抄没田13549.53顷，整个洪武时期共抄没田30188余顷，占整个苏州府田亩的31.64%。抄没田的科则是最高的，据《苏州府志》记载，抄没田凡六则，从每亩4斗到7.3斗不等，甚至有高达1石以上者。若以每抄没一亩，增租赋4斗计，则苏州一府通过抄没就增加租赋120.75万石。由于官田激增，官田所占财政收入比例往往高得吓人，根据况钟奏称，苏州府田赋共277万石，其中官田赋税为262万石，约占94.6%，而民田仅15万石，约占5.4%。据考证，洪武末期，苏州府的官田为60094顷，约占63%，民田为35323顷，约占37%。据此计算，官田平均每亩的田赋达4.36斗，而民田仅为4.25升，相差十倍以上，故官田数量增加，自然会导致赋税总量的急剧增加，这也直接导致了官田科则畸重而民田科则畸轻的局面。

与苏州府类似的在江南地区不少，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如昆山，官田高达81.71%，其余如长洲、嘉定和太仓都超过70%，这些地方原来皆是富豪聚集之地。由于官田激增，这些地区的赋税在明初大增，与张士诚时期或元代相比，苏州增加了1倍有余，松江由80万石增至120万石，增加了50%，常州由元朝的49.6万余石增至65万余石，增加了31%。

关于江南重赋形成原因众说纷纭，主要有怒民附寇（张士诚）说、恨豪强虐民误粮说、江南经济发达说、旧官田存在说，上述说法皆有历史依据，但笔者认为其都是表面原因，真正原因是朱元璋为了解决财政问题而采取的特殊手段，实质是打着正义旗帜来解决财政问题。当然，朱元璋通过屡兴大狱所得到的不仅是官田增加，还可以从没收家产中直接获得巨大利益，据史料记载，仅郭恒案，朱元璋就在全国追赃2000多万石粮，数百万钱。

永乐时期有洪武之遗风，抄没家产之事屡有发生，官田在继续增加，但幅度远不如洪武时期。永乐时期财政支出浩大，特别是营建新都（北京）、整修大运河、郑和下西洋、纂修《永乐大典》、三次北伐等，皆需要大规模的财政支持，于是朝廷发明另一种增加财政的方式，即官俸折钞。所谓官俸折钞，就是不断把官员的俸给折成钞，折钞比例一般高达60%至80%，随着钞的急剧贬值，“折俸钞”基本上不值几个钱。通过官俸折钞的方式，每年暗中获得的财政增收不下600万石，以文武官员8万计，每名折钞额为60石计，共480万石，约占当时总财政收入的16%，这还不算不入品的官吏俸给折钞数额，若加上这部分，其数额当超过600万石。

洪武、永乐时期的增加官田与官俸折钞这两个解决财政问题手段，后来便成为引发社会问题的中心。如官田的科则（每亩征税额）平均高达0.436石，多的达1石有余，田赋输往南京，每石需各类费用不下0.6石，而输往北京的费用则需3石以上，即耕种官田的平民，若将粮输往南京，每亩地实际交纳的数额平均约为0.7石，若输往北京则平均每亩为1.744石余。当时的产量每亩仅2石左右，如此高的上交数额，是平民难以承受的，只好抛荒逃亡，至成化年间，流民数额已经高达百万以上。

虽然明政府曾规定科则高的官田就近输纳，但对江南许多地区来说，这种规定只是一纸空文，如苏州府每年需向北京输纳漕粮65.5万石，而整个苏州府的民田粮总共只有15万石，即使所有的民田粮皆派漕粮，还有50.5万石漕粮派入官田，这些被派为漕粮的官田，肯定无法交足，人们往往只好抛荒逃亡。于是官田引发了三大社会问题，一是流民问题，二是官田抛荒问题，三是财政亏空问题。据记载，自永乐二十年到宣德五年这十年间，苏州一府累积亏欠达790万石，每年亏空79万石。显然，洪武时期通过增加官田来解决财政问题已经无法继续。

可以说，宣德以后的赋役制度变革，其中一个聚焦点便是“均赋”。“均赋”核心是围绕官田民田科则畸重畸轻展开的，诸如论田加耗、论粮加耗以及重则折色、轻则本色等，皆是针对此问题展开的。这些措施治标不治本，甚至还有恶化的可能，反复折腾后，各地政府不得不推行“扒平官田民田”“官田民田一则”等改革措施，才最终解决这个问题，前后经历了一百余年。至于“官俸折钞”，因直接涉及官僚集团的利益，所以解决得非常迅速，到宣德中期便将随从皂隶折银法定化，官员实际收入成倍增长，这也拉开了明代赋役大规模折银的序幕。

周忱改革与加耗的法定化

永乐迁都北京，某种程度上改变了整个明代财政征收与支出的体系，官田民田科则畸重畸轻的危害初期并不特别凸显，而随着迁都北京，漕粮、白粮、京粮等输纳从南京变成北京，在南粮北运大格局下，输纳费便成倍增加。在官田民田科则畸重畸轻之下，又形成了输纳费的畸重畸轻，在这两个畸重畸轻的叠加下，出现大规模流民和税粮逋负等严重的社会问题，这在江南尤为凸显。为了解决江南因两个畸重叠加而造成财政亏空问题，明成祖派工部右侍郎周忱巡抚江南，专督赋税。周忱采取了众多的改革措施，环环相扣形成一个系统，如最初推行的“平米法”“置水次仓场法”“拨运纲运法”“济农仓法”等变革。所谓“平米法”，就是废除原来起运费由起运田亩单独承担的原则，推行论粮加耗，试图解决高科则高输纳费的双高问题，史称均耗，即全府所有田赋加耗皆是相同的。如周忱起初是每石加耗1石，随着“余米”增多，后以每税1石加耗0.7石为常，即平米（1.7石）=正粮（1石）+耗米（0.7石），苏州正粮为277万石，每石加耗7斗，耗米为193.9万石。周忱就利用这193.9万石，根据起运各仓实际所需运费及使费来分配耗米，这就是“拨运纲运法”，因担心费用不足，又通过“劝借富户”等诸多方式来筹备米粮以“补纳遭风失盗粮米”，这就是“济农仓法”一个核心功能。

周忱通过“平米法”及其相关配套改革措施，不仅解决了输纳费畸轻畸重的问题，缓解了其所造成的社会问题，而且还通过“均耗”措施，获得了大量的地方财政收入。尤其是宣德七年推行漕粮改兑旗军后，苏州府所需漕运费不到60万石，加之白粮等运费，也不会超过100万石，后来减免了苏州赋税72万石，以苏州赋税200万石计，其耗米也有140万石。也就是说，周忱通过“平米法”，在苏州一府每年可增加财政收入不下40万石，史称“余米”。周忱平米法的成功，极大鼓励了明政府加耗的热情，“加耗财政”迅速风行于大明的各个角落和各项赋税，如浙江把加耗分为两部分，50%用于运费等，50%用于地方财政。明朝额定漕粮400万石，但因尖收、加耗之故，实际入仓粮数是5189700石，诸如此类，比比皆是，各项赋税因加耗之故得到了不同程度提高。总之，自周忱平米法后，加耗成为明代提高财政能力的主要增收点之一。

周忱时期，江南耗米有相当一部分用在了输纳之中，但正统过后，明政府开始推行“余米归公”的政策，实际开始将耗米变为实实在在的财政收入，故出现赋额越减越多的怪事。据《明一统志》记载，周忱奏减重额官粮72万石、包荒粮14万石、奏免濶白三梭布700疋以及宽省逋欠，这是江南民众感恩周忱的原因所在。但据正德《姑苏志》记载，苏州秋粮正耗米（平米）已达305万余石，远比宣德初的277万石多，且江浙一带方志记载赋额皆以“平米”来表达，“平米”堂而皇之进入了“正额”之中。

周忱改革的成功，不仅在于其将市场机制引入财政领域，还源于当时的军运以及田赋大规模折银等一系列变革。如其推行的“平米法”，实际上并没有解决官田民田科则畸重畸轻的问题，如种民田10亩，亩纳税4升，则正粮共为4斗，每石加耗7斗，耗米共2.8斗，其“平米”合计为6.8斗；而种官田10亩，亩纳税4斗，则正粮共为4石，每石加耗7斗，耗米共2.8石，其“平米”合计为6.8石。故在周忱推行“平米法”后，官田的耗费负担依然是民田的10倍，可见“平米法”仅是把“倍收官田的耗费”制度化。这个问题，周忱通过重额折色、轻额本色的方法加以解决，这个改革前提条件是田赋大规模折银，且解决程度依然有限，故后来有“论田加耗”“扒平”“官民一则”等一系列改革。可以说，周忱的“平米法”拉开了明代加耗财政的序幕。

赋役折银与财政增收

徭役折银始于官员们暗中推动的“随从皂隶折银”，由于朱棣的官俸折钞，官员们收入大幅度降低，出现了俸薄无以自养的局面。面对这种情况，官员们不会坐以待毙，于是他们在体制内找到一个解决办法——随从皂隶折银，这种做法在永乐时期已经蔚然成风，宣德四年因顾佐案而把其制度化，正式开启了徭役折银的先河，这使得官员工资得到了数倍增长，随后又将直堂皂隶、马夫折银。据笔者初步估算，仅随从皂隶折银，全国就达256万两，明代赋役大规模折银应始于此。随从皂隶折银不仅解决了俸薄问题，而且也为地方财政增收开了一个口子，虽然中央规定随从皂隶每名折银12两，但到地方具体执行时，往往会折成24两，甚至部分地区达到了48两。随着随从皂隶折银成功，各类力役开始陆续被折成银两，成为明代中央和地方财政主要支柱之一，徭役折银的收入逐渐有大于田赋的趋势，这在地方志记载中屡见不鲜。

田赋大规模折银始于金花银的推行，此后，明代官员对田赋折银表现出极大热情，这种热情与减轻老百姓负担无关，而与其能为地方和中央增加巨量财政收入有关。由于明代米价被史家严重估高，使得通过田赋折银来增收财政秘密一直不为人所知。笔者已经收集1万余条明代米价资料，仅时人所谈的各时期的常价（平价）就有数十条。从笔者收集资料来看，就江南米之平价而言，在宣德正统时期，不会超过每石（仓石）0.2两，景泰以后逐渐上扬，但到弘治正德年间，依然在0.3两至0.4两之间徘徊，直到嘉靖中期，才达到每石0.5两左右，万历初期回落到0.3至0.4两之间，万历中期一直到万历晚期，每石以0.5两至0.6两为常。至于产米的湖广、江西、四川等地米价更低，直到万历四十二年，江西“鲜米率石价三钱”，天启以后，因战乱灾荒等原因，米价才显得极不正常。但是与米价相比，折银价就高很多，如京边粮折银价一般在每石1两以上，其中每石折银1.2两所占比重最大，而月粮折银则多在0.3至0.8两之间；地方王府粮折银在0.8两左右，而支出除亲王、郡王等以外，多在0.3两至0.5两之间；除轻赍银等耗费外，漕粮一般在每石折银0.6两至1.1两之间，南粮多在0.6两至0.8两之间，而发放两京军士月粮，基本上在0.4两至0.5两之间。至于存留粮折银，一般比当地米价高50%左右，有的地方甚至高1倍以上，故海瑞言江西兴国县因高折米价而民多逃亡，类似记载比比皆是。实际上，在文献中谈起田赋折银时，往往说是“撙其余数，以补不敷”。据笔者粗略估算，田赋折银至少为政府暗暗增加了50%的财政，同时徭役折银也大大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通过同类徭役折银价与雇役银的差价比，徭役折银至少也增加了50%的财政支付能力。

可以说，明代因赋役折银而存续，也因赋役折银而崩溃。在天启以前，明代依靠赋役折银等手段，缓解了赋役原额主义的困境，满足了财政开支不断增加的需求。但天启以后，因灾害、战争不断，致使物价飞涨，不仅国家财政储备用空，且百姓存储也用空，致使白银不断地大规模进入流通市场，从而又不断地推高用银计量的物价，这时候物价几乎与折银价一致甚至更高。这就导致通过赋役折银来增加国家财政支出的局面被打破，虽然有加征三饷的措施，但这些措施抵消不了物价飞涨所带来的财政危机，也就是说，因天启以后物价飞涨，明代财政实际供应能力至少缩水了50%。在这种局面下，明代赋役折价因沿旧规而难以改变，或者说折价调整跟不上物价的上涨，最终导致了明政府整个财政体系崩溃，这应是明朝灭亡的关键因素之一。

（作者：胡铁球，系浙江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