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融古今，通达天下：潇贺古道的历史与人文价值

潇贺古道是秦、汉王朝基于大一统目的而修筑的水、陆通道，由潇水—新道—临水（贺江）构成。古道位于湘粤桂三省的交界地带，陆路段经道县、江永、江华等地，穿过都庞岭与萌渚岭之间的富川县后达临贺（今贺州八步区），北接湘江支流之潇水，南连西江支流之贺江，长江水系与珠江水系因此相连，是古代中原连通岭南的主要通道之一，也是“海陆丝绸之路”的重要对接通道之一，距今已有两千余年历史。

潇贺古道的形成与演化

秦统一后，开启了平定岭南的进程，并于“三十四年，适治狱吏不直者，筑长城及南越地”，修建潇贺古道等入岭通道。秦代的潇贺古道大致分两种走向：一是西线，据《富川县志》载，先秦时楚越民间多利用南岭天然孔道交往，公元前213年，秦扩建岭口古道为“新道”，新道起于湖南道县双屋凉亭，经江永县入富川县，经麦岭、青山口（葛坡）、黄龙至古城接贺江，全程170公里，宽1米至1.5米，为青石或鹅卵石铺筑；二是东线，从湖南道县经江华县的大路铺、白芒营、大石桥至广西的白沙达贺州。另外，从白芒营也可入萌渚岭一侧的小圩、大圩，经广西的开山后达桂岭，《贺县志》称此岔道为桂岭通楚古道，辟于春秋战国时期，全道翻山越岭，蜿蜒曲折，长22.5公里，宽2米，路心砌鹅卵石、片石。

至汉代，古道基本沿用秦时线路，是汉朝统一岭南的主要通道，并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维护与扩建。例如，公元前196年，汉高祖派陆贾出使南越，取此道顺贺江下西江。公元前112年，汉攻南越，“归义越侯二人为戈船、下濑将军，出零陵，或下漓水，或抵苍梧”，汉军取此道下苍梧。平定南越后，岭南置南海、苍梧等九郡，其中苍梧十县中有封阳、广信、冯乘等六县设在古道沿线并筑城防守。公元前111年，古道扩修为“楚粤通衢”，江永县经桃川至富川古城的线路，东移至经麦岭、葛坡南下至古城，并在富川西北设谢沐关，由陆贾等将官驻守，关内有千夫营、兵栈、粮库等，目的是控制此要道。

唐以降，随着梅关古道（一东）的开辟与灵渠（一西）的重修，潇贺古道作为官方通道的地位下降。一方面，公元716年，张九龄奉旨在大庾岭路基础上开凿新道，将其修拓成“坦坦而方五轨，阗阗而走四通”且可容两车对行、长30余里的大道，大幅缩减了中原与岭南的距离，自此“蚁施鱼贯百货集，肩摩踵接行人担”；另一方面，公元825年，观察使李渤重疏灵渠、增建陡门，“重为疏引，仍增旧迹，以利舟行”，便利行船与灌溉。公元868年，防御使鱼孟威续修灵渠，“渠遂汹涌，虽百斛大舸，一夫可涉”，灵渠通航能力大增，加上桂林地势比贺州平坦，灵渠成为中原直通广西的水路要道。

此后，潇贺古道逐渐从国家性的交通要道转变为地方性的民间通道，但其仍是沟通岭南、岭北民间交往、商贸往来、民族迁徙的通道，历代地方官府与民间士绅不断对其改造与修缮，逐渐形成了一套主次分明、水陆并举、路路相通的复杂交通网络，古道沿线也留下大量关隘、祠堂、长亭、码头、文庙、桥梁、寺庙等历史遗迹。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湘桂铁路与各级公路的修建与开通，尤其是1966年龟石水库建成后富江航道的衰落，导致古道失去枢纽作用而退出历史舞台，如今只能在其沿线的乡野或古村落中觅得部分残迹。

从潇贺古道到南岭民族走廊

1978年，社会学家费孝通首次提出“走廊”概念。20世纪80年代，他进一步阐述了南岭、藏彝、河西等民族走廊的价值，用宏观、全面、整体的观念去看各民族的来往变动。通过民族走廊的视角，较好地解答各民族的形成、接触、融合、变化等问题，此提法也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推向了具体化、可操作的层面。他认为，将中国各民族走廊的民族互动整合起来，基本构成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

南岭作为地理学概念，是湘、粤、桂、赣四省区边界一系列山脉总称，包括大庾、骑田、萌渚、都庞、越城等五岭，是古代隔绝中原与岭南的天然屏障，《史记》载“（秦）北有长城之役，南有五岭之戍”，故南岭也被称为五岭。在南岭走廊，长期生活着壮侗语系的壮、布依、侗、水、仫佬、毛南以及苗瑶语系的苗、瑶、畲等民族，还有历史上从这条走廊迁徙的汉、回、彝、仡佬、满、土家、傣等民族，因此南岭也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核心地带之一。据宋人周去非考证，“入岭南之途有五，自道入广西之贺，四也”，潇贺古道作为南岭五道之一，具有通行早、陆途短、水路近等天然优势，推动了南岭及岭南地区的人口迁徙、农业开发与民族融合等。

一是人口迁徙。公元前214年，《史记》载“（秦）发诸尝逋亡人，赘壻贾人为兵，略取南越陆梁地，置桂林、南海、象郡，以谪徙民五十万戍五岭，与越杂处”，《永州府志》载“秦置五岭之戍，萌渚之峤，江华白芒营是其一焉”，说明潇贺古道在秦时已是主要移民通道。秦末，赵佗“求女无夫家者三万人，秦皇帝可其万五千人”，建立南越国政权后，他又实施“和辑百越”政策，推动中原人与越人通婚。此后，历代中原人口多因驻军戍边、流放谪贬、躲避战乱等因素不断南迁与越人融合，百越民族也凭此道迁徙扩散，广泛分布在岭南的客家人便是南北民族大融合的例证。

二是农业开发。先秦时期，南岭及岭南地区人口稀少，劳动力匮乏，《史记》载“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而秦及后世历代中原人口的南迁，也带来了先进的生产工具、冶炼技术与农耕技术，在潇贺古道沿线传播并扩散。例如，广西考古资料表明，中原先进的农业技术早在汉代就在南岭及岭南地区广泛传播使用，贺州莲塘出土的东汉墓葬中有两件三角形的铁铧，底面平滑、正面隆起，中空可容犁头，说明牛耕技术已推广。广西贵港罗泊湾一号汉墓曾出土铣15件、锸40件、锄120件等大量铁制农具，《从器志》木牍上也记录了水稻良种的仓储技术等。

三是民族融合。潇贺古道沿线生活着瑶、汉、壮、苗、侗、彝等10余个民族以及七都、八都、九都、广信、民家、保庆、广府、客家、桂柳、梧州等20余个族群，各民族在文化上彼此吸收借鉴，互相帮助、互相尊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例如，在富川县，汉、瑶、壮、彝等多民族共居一村，各民族相互通婚且一个家庭会说四、五种民族语言的现象十分普遍。古道沿线的刘仙娘、盘古、龙王、关帝等神灵及其庙宇，也多由各民族共同修建与祭祀。1991年，在贺州沙田镇出土的国家一级文物麒麟樽，集龙、凤、麒麟等于一身，亦是中原与百越民族融合的历史印记。

道路、走廊与开放的中国

公元前138年，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了“陆上丝绸之路”，但匈奴控制下的河西走廊，阻碍了丝路的畅通。公元前111年，汉武帝平定南越后，为寻求前往西域的新通道，意外开辟了一条“海上丝绸之路”。据《汉书》载，汉武帝曾派黄门译长率招募商人等，携黄金、缯布、丝绸等从长安出发，南下至合浦、徐闻出海，往西南航行至都元、邑卢没、谌离、黄支等国，换取珍珠、宝石等，至已程不国后返程长安。此次远航虽未到达西域，却意外打通了一条海上贸易通道。

此通道可视为南岭交通的对外延伸，即借助连接长江水系与珠江水系的潇贺古道等通岭要道，中外的海陆交通与商贸往来得以沟通，因为潇贺古道的东西线路在贺州汇合后可顺流南下，往东可通珠江，出粤、港和东南亚地区；往西沿西江与徐闻、合浦的港口相通。海上贸易畅通以后，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叶、黄金、漆器、香料等不断传至海外，国外的珊瑚、琥珀、玳瑁、珍珠以及胡椒、玉米、番薯、马铃薯等相继传入中国，从而促进了中西方的商贸互惠、文明交流以及中国农业经济的发展。

综上，交通是经济的脉络和文明的纽带。如果我们以潇贺古道为起点，将目光聚焦在南岭走廊的外部区域，就会发现中国三大民族走廊相互连通的脉络，即：南岭走廊沟通了中国的海路与陆路，河西民族走廊沟通了中亚和西亚地区，藏彝走廊沟通了南亚地区，勾勒出一个“互联互通”的亚洲体系，推动了民族迁徙、经济融通、人文交流，记录着亚洲各国交往交流、互通有无的文明对话。

（作者：周大鸣，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走廊与聚落——潇贺古道石枧村民族志研究”负责人、中山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