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家如何揭穿“美国神话”？-当前视讯

美国《纽约时报》网站1月6日刊发题为《我看了美国历史的幕后，这是我的发现》的文章，作者是卡洛斯·洛萨达。全文摘编如下：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一种误解得有多么牢固和普遍才算彻头彻尾的神话？不容置疑的揭穿和相互矛盾的解释有何区别？谁有资格或谁没有资格去颠覆一个神话？

我在阅读《美国神话：历史学家挑战关于过去的最大传奇和谎言》一书时，这些问题频频出现。

这部本月出版的文集由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学家凯文·克鲁泽和朱利安·泽利泽共同编辑。编者称，它在有关美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长期公开讨论中是一种“干预”，对破除神话这个类别做出权威而恰当的贡献：“权威”在于文章的质量和文集的广度；“恰当”在于仅在一本书中就体现出了神话这种形式的种种可能和缺陷。当你在短时间内接连对峙这么多神话，支撑这种努力的价值观就变得更加鲜明，尽管神话本身的价值可能变得模糊。我们所有的民族妄想都应予以揭露，但我不确定这些妄想是否都应被消除。有些神话难道就没有某种合理的用处吗？

破除陈腐臆断

《美国神话》的几位撰稿人成功破除有关自己笔下主题的陈腐臆断。埃默里大学的卡罗尔·安德森驳斥了美国选举中存在广泛选民欺诈现象的顽固说法，而且展示了声称捍卫选举公正性的政客和活动人士如何常常试图把某些选民排除在民主程序之外。西北大学的丹尼尔·伊默瓦尔驳斥了美国历来缺乏帝国野心的观点。他提出，从领土、部落民族和海外基地等方面来看，美国如今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个帝国，正如美国从一开始就是如此。

这部文集就在国家政治话语中使用历史提出了有价值的观点，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在于：“修正主义历史”一词不应成为一种诋毁。克鲁泽和泽利泽写道：“所有好的历史作品从核心上说都是‘修正主义’的，因为它利用档案或历史学家的新发现来提升、完善——没错，还有修正——我们对过去的理解。”然而，这种修正主义的冲动有时会让这种神话框架在某种程度上感觉是强行为之，成为作者讨论感兴趣话题的借口。

克鲁泽在有关南方战略历史的章节中承认，“直到最近，才有保守派的支持者质疑这段得到公认的历史”。“南方战略”指的是，随着民主党越来越积极地支持民权，共和党蓄意拉拢南方白人支持自己。这种单独挑出保守派的做法并非偶然。克鲁泽和泽利泽在引言中提出，右翼媒体平台的壮大和共和党越来越不“相信真相”催生了神话制造的热潮。他们写道：“因此，努力重塑有关美国历史的叙事成为整个保守派运动的主题，尤其是特朗普政府。”

易被时代裹挟

该书编者指出，存在一些超越党派或意识形态的两党神话，但《美国神话》一书涵盖的神话绝大多数都源自或存在于右翼。在这部20章、300多页、跨越数百年美国历史和公共话语的分析报告中，这种强调引人注目。美国的左翼激进分子和政客难道从来没有构建和传播证实自我的美国故事吗？如果这种自由主义的无辜真实存在，那让我们多了解一些。如果不是这样，它可能也需要被揭穿。

两党政客通常都支持的一个两党神话是美国的初始神话：美国例外论。普林斯顿大学的另一位历史学家戴维·贝尔在讨论这个问题的章节中有时对这个词不以为然。他写道：“在某种意义上，大多数国家都可以视为例外。”贝尔提出，如今，这个词通常用作国家文化战争中的“大棒”，被纽特·金里奇这些政客推而广之：金里奇一直称赞美国是“历史上最为独特的文明”，并且抨击任何不信奉这个概念的人。

《美国神话》的其他撰稿人更愿意留意过去的第一印象。泽利泽的章节最大限度地贬低里根总统任期的变革性影响，哀叹“‘里根革命’重塑美国政治这种提法如何一直占据国家话语的中心”，尽管它“与其说是对现实的描述，不如说是一个政治话题”。泽利泽回顾了1989年里根卸任几个月后出版的一部历史学家文集。该文集提出，里根1980年的胜利是“新政时代的终结”。泽利泽毫不犹豫地对自己的同行做出评判。他写道：“就连一批历史学家也被那个时刻裹挟了。”

在这个问题上，接近一个较早的历史时代让观察者容易产生短暂的激情而非卓越的洞察。如果是这样，或许在特朗普总统任期结束后不久发表的美国神话文集也有可能被自己所处的时刻所裹挟。

蓄意制造“神话”

泽利泽写道，“革命的里根时代”这种概念不是自发产生，而是“出自明确的政治战略”，这种战略旨在夸大保守派的力量和自由主义的弱点。这是《美国神话》又一个反复得出的结论——我们的许多国家神话不是善意误解的产物，也不是随时间推移而根深蒂固的天然分歧的观点，而是蓄意编造的神话。“自由企业与更广泛的美国自由密不可分、投票舞弊无处不在和女权运动反对家庭”这些观念——在这部论述文集中，它们都是右翼出于邪恶目的散播或夸大的神话。

但贝尔在他有关美国例外论的文章中顺带提到一个在某种程度上颠覆《美国神话》的想法，这种想法使这本书有别于一般的神话破除作品。在叙述完美国的例外性如何一直用来为美国在国内外的侵略行为作辩解之后，贝尔提出，例外论“也凸显美国人认为自己具备的最佳品质和道德职责，给他们提供一个努力践行的标准”。

贝尔并非暗示对美国例外论的信仰今天发挥着后一种作用；相反，这个词的政治化使它变得空洞而毫无意义。他写道：“仅仅认为自己是出类拔萃的，对于激励美国人真正做到卓越几乎无济于事。”尽管如此，贝尔还是在这里打开一扇门，哪怕只是露出一道门缝。民族神话有时不只是为了卑劣的党派目的而散布的阴谋论和自私的谎言，它们也可以给人以鼓舞。

《美国神话》的作者和编辑们不遗余力地诋毁谎言，揭露失望，他们也应该这样做。把神话作为理想来重新定义，这可以是历史学家的任务，却不仅是他们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