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万特·佩博：诺贝尔医学奖从父亲传给儿子-今日最新

据埃菲社马德里10月3日报道，瑞典遗传学家斯万特·佩博荣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而他的父亲40年前也收获这一殊荣，这在诺贝尔世界中可谓罕见之极。报道摘编如下：

除了对尼安德特人的研究外，佩博还揭示了另一种独特且当时不为人知的古人类——丹尼索瓦人的存在。他们生活在西伯利亚，至今仍留下许多谜团，尤其是何时走向灭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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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博年轻时曾跟随母亲前往埃及，并萌生了当一名埃及学家的想法，但他最终还是像他父亲一样，在瑞典乌普萨拉大学学习医学。

佩博的故事从构思上就偏离了常道。事实上，他是1982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生物化学家苏内·贝里斯特伦和在他实验室工作的爱沙尼亚化学家卡琳·佩博的私生子。

当时已结婚并拥有另一个小孩的贝里斯特伦，每周六都会去看望儿子斯万特，但从未向家庭其他成员透露他的存在。

斯万特年少时最初爱上的不是遗传学，甚至不是地质学，而是古埃及。正如他在自传中所述，曾在乌普萨拉大学学习了一段时间的埃及学，还在斯德哥尔摩的地中海地区与近东地区文物馆做过碎片和其他文物的编目工作。但他发现这项工作进展缓慢、内容抽象：“我以为会是有关发现木乃伊和金字塔的工作，但至少在乌普萨拉，它更多是关于语言学。”

在放弃了当印第安纳·琼斯的梦想后，斯万特转而学习医学。然而，正是出于对古埃及的热爱，他的职业生涯迎来转折点，向那些认为人文学科与科学之间毫无关联的人发起挑战。

在攻读遗传学博士学位期间，他研究的是某些感冒病毒是如何躲过免疫防御的。某天他突发奇想，所有这些在当时还算新兴的DNA技术，能否应用于考古遗迹，尤其是用来分离埃及木乃伊中的DNA？

他联系了他以前的埃及学教授罗斯季斯拉夫·霍尔特尔，并说服他与自己合作。1983年，两人从当时存放在东柏林一家博物馆的木乃伊身上提取到人体组织样本。

晚饭后和周末，斯万特待在实验室，试图从2400年前的样本中提取DNA。他最终成功了，并于1985年在《自然》杂志上发表研究成果。这是第一次从两千多年前的遗体中分离出DNA。他发现了远比埃及金银珠宝伟大的东西。

反拨时钟以探索“深时”

佩博的志向很快就超越了法老的时代。他断定，遗传学，或者说基因组学，可以探索“深时”；重建DNA是可能的，也就能重建起远古时期人类和非人类的生物学、历史和进化历程。

他接着反拨时钟，于1988年从一个生活在7000年前的美洲原住民的大脑中提取到DNA。1994年，佩博发表了距今5万年的猛犸象的首批DNA测序结果。

时间来到1996年，他在人类进化基因组学上押下重注。同年，他成功从尼安德特人的骨头中提取到DNA序列。这是我们第一次成功提取另一种人类物种的基因组。当时，它们只是线粒体DNA的几个片段，并非真正的基因组中那些更长、更复杂的DNA，而它的恢复工作要到2010年由佩博领导的团队完成。

诺贝尔委员会的新闻稿指出，2010年，他完成了对尼安德特人完整基因组测序这项“几乎不可能的任务”。

佩博的研究还表明，尼安德特人等已灭绝人种与今天的智人之间有大约2%的基因转移。今天的人类（在欧洲和亚洲）的基因中留有尼安德特人DNA的痕迹。

2008年，得益于在西伯利亚的丹尼索瓦洞穴中发现了一块手指骨碎片，其中含有保存完好的DNA，佩博和同事确定了一种新的人类物种，即丹尼索瓦人。

本世纪00年代末，佩博因肺栓塞入院接受治疗。在研究自己的健康问题时，他发现他的父亲在1943年做了关于肝素的研究，这种抗凝血剂救了他一命，这一点在他署名的《尼安德特人：寻找丢失的基因组》一书中有所解释。

佩博与另一名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的科学家琳达·维吉伦特结婚，并育有两个孩子。

“灭绝”不再意味着永远

科学记者安德烈亚·卡波奇点出了一个奇怪的事实：研究尼安德特人的基因组获得了诺贝尔奖，而研究我们这个物种的却没有。这可能是因为，虽然佩博肯定是古基因组学革命的主角（尽管不是唯一的主角），但人类基因组的测序是一项极其复杂和消耗大量人力的工作，难以找出少数几个主角来颁奖。还有一个事实是，颁给佩博的诺贝尔奖是“生理学或医学奖”。的确，我们现在知道尼安德特人的“基因遗产”对我们的健康有何影响，比如我们对新冠肺炎的易感性。

但显然，佩博科学工作的重要性不在于揭示对健康的影响。它事关揭示我们原本无法触及的历史的完整章节，并开辟重新创造现在已经消失的物种的前景。佩博的古基因组学工作使我们得以叙述和想象过去的时代，在那个时候，多个人类物种相遇并繁育子嗣；迁徙、祖先和血统是我们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源；在可能的未来，“灭绝”一词将不再意味着永远。

佩博给我们讲述的故事事关我们与自己对话，与我们的现在对话，与我们的身份对话，与我们与生命的关系对话。也许相较医学奖，他更应得到的是文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