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临期食品在年轻人中火了,为何免费的“食物银行”却有点水土不服
早上8:30,位于普雄路29号的绿洲食物银行社区蔬菜分发点位前,已排起了长队。
这些食物大部分是来自超市的临期食物,领取是免费的,只需要出示身份证,任何人皆可领取,一人仅可领一份,先到先得。
到早上8:45分,食物已经领取完毕。
这是绿洲食物银行在上海实践的第7年。
“食物银行”的概念来自海外,用其创始人李冰的话说,就是倡导“惜食分享”,而分享的来源主要是各个渠道捐赠的临期食品,惠及的则是困难群体。
在“食物银行”进入中国的7年间,“临期食品”也从一个陌生的概念到成为一种新生活方式的载体:豆瓣上一个名为“我爱临期食品”的小组目前已经有近10万名组员,其他类似的小组在各个平台还有不少。2021年,淘宝联合科普中国发布的《临期消费冷知识报告》显示,每年有210万人购买临期食品。
那么,食物银行这一把临期食品和救助公益结合起来的事物,在本土发展情况怎么样?记者展开了调查。
“食物银行”的一天
绿洲食物银行社区蔬菜分发点的食物,主要来自于附近的奥乐齐超市冷库中存放的前一天剩余的蔬菜水果,这些食物基本上算是超市的“临期”生鲜。
而在绿洲食物银行仓库里堆放着的,不仅有来自奥乐齐的“临期食品”,还有来自个人或企业的捐赠物资,绿洲会给每个入库的物资贴上保质期,依据到期日期来决定分发次序。
超市还会转送给绿洲食物银行一些滞销的西式调味料,比如泰式甜辣酱、罗勒叶等。
那么,什么人会来领取这些食物呢?
记者调研了普雄路点位一周内20位常来领取人的画像,发现光顾食物银行的都在45岁朝上,90%为60岁以上的老年人,其中65%的老人有退休金,35%是低保人群,部分是患有疾病的老人。
一些不方便上门领取的低保家庭,志愿者也会每月定期上门走访,为他们送上均价为150元左右的“食物包”。
除了经常来领取食物的居民外,食物银行还会把临期的“松饼粉”对接给展翼等自闭症儿童培训机构,用来教小朋友做蛋糕,或者将一些果冻糖果送给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学生;如果一批物资中有黄酒,就会对接给环卫工人们等。
上图为绿洲食物银行10月发放给普雄蔬菜分发点位的食物包清单;下图为绿洲食物银行11月发放给乐杨红树林慈善公益中心儿童的食物包清单
“食物银行”受限于供受两端
截至发稿前,绿洲食物银行统计,7年来在全国援助人次约为110万,这是一个很小的数字,算到每年也就是十来万人次,而且, “援助人次”的重复率是非常高的,相对中国城市800多万的低保人数而言,获得食物援助的人如沧海一粟,与每年200多万临期食品消费人群比,也相当低。
再来看供给端。
根据《2020年中国临期食品行业市场分析及消费者研究报告》,“临期食品”正成为巨大商机。上海、北京、广州等城市的不少商场和核心商圈,已经新增了数量可观的临期食品商店或超市。在线上平台,专营临期食品的商家也呈增长趋势。
但是,临期食品进入像“食物银行”这样的公益组织的并不多。首先是几乎没有来自个人的捐赠,除了中秋节个人捐赠的月饼。
我们做了一个近200人的小范围问卷调查,当问及“如何处理家中的‘临期食品’”时,绝大多数人更倾向于自己消灭,少部分人会选择扔掉,仅5%的人会选择捐赠给公益组织或社区救助站 。
注:受访者覆盖全国28个省市,受访者14%为00后,37%为90后,15%为80后,17%为70后,12%为60后,5%为50后及其他
在作答的90位年轻群体(90后和00后们),22%的人表示若遇到免费‘临期食物’的发放会选择领取;32%的人表示平时会购买超市打折的“临期食品”。但仅一位会选择捐赠给公益组织或社区救助站。
那么,机构捐赠热情高吗?
记者又走访了本地的菜市场和一些有生鲜区域的超市,店员和菜商们表示,首先门店对进货量是有把控的,能卖多少拿货多少。而少数剩下的临期生鲜蔬菜水果、面包或是肉制品,会陆续从傍晚开始通过打折促销的方式来处理,但一般不会中转给“食物银行”这样的公益机构,毕竟捐赠给第三方需要时间、人工等一系列附加成本。对于商家而言,“打折促销”对于解决浪费更经济更方便。
当然,即使是有捐赠意愿,食物银行未必会全部接受。
我们发现,公益点基本上每天发放的,都是蔬菜水果等肉眼可见好坏的食物,蛋白肉制品和面包等半成品或成品食物,因为担心隐性的食品安全问题没能被食物银行接收。
因为来源不稳定,食物银行每日收到的食物种类并不平均、质量差异也很大,偶尔还会因志愿者的个人因素取消当日食物的发放,前来领菜的人白跑一趟的情况也是时有发生。
比如,在11月1日分发的食物中,临期的巧克力威化卷作为其他食物品类的替代选择,一同出现在了食物银行分发桌上,如果领取人不想要桌上的蔬菜,志愿者会建议拿两盒巧克力威化饼干作为替代。但巧克力威化饼干只能作为零食,在一人仅可领取一样食物的条件下,若将受领人的时间成本和来回的路费粗略计算,很多老人就会觉得不划算。
是不是能拓展食物来源呢?
除了进口超市奥乐齐,绿洲食物银行也正尝试与一些本土生鲜运送平台合作“每日蔬菜分发”项目。绿洲食物银行苏州分行已在近期与当地叮咚开展合作,盒马生鲜上海宝地广场店也在近期与绿洲达成合作试点。
据盒马总部公关团队介绍,受门店所属社区和环境的影响,盒马每家门店每日食物剩余情况其实有不小的区别。若要未来展开长期合作,“先跑通双方的流程”是合作的第一步。
另外,发放食品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工,在与社区、公益组织的合作中,其中一部分的压力也需要超商、社区和绿洲食物银行承担。
以普雄路食物分发点位为例,每日蔬菜的运输,分发统计都是由社区内部的10位志愿者帮忙完成。志愿者招募、统筹运送食物的流出、场地租金等一系列得由被合作方自己来安顿,实际上算下来,为了分发临期物资,消耗的成本甚至大于节约的资源。
为了提升效率,绿洲食物银行也尝试开设淘宝店“绿洲盛食汇”,目前订阅人数已有4万多。
绿洲盛食汇上架的食物只需要一分钱,但需要受益人上传信息认证,证明其“需要帮助的身份”。
图片来自绿洲盛食汇淘宝店铺
但话说回来,这些需要帮助的人群是否有电子设备、网络等可以让他们有能力在“绿洲盛食汇”寻求到帮助?哪些没有电子设备和网络的需要帮助的人群呢?他们该如何寻求到“食物银行”的帮助?
公益性的“食物银行”能走多远
绿洲食物银行负责人王鸣捷以“缓慢发育”来形容,“绿洲食物银行没有主动找人宣传过,也不敢大肆宣传,”王鸣捷说,这主要是为了避免供不应求的情况发生。
受益人的需求和“食物银行”所能对接到的资源(不光是食物,包括分发所产生的各种经济、人力成本),形成了跷跷板的左右两端,需要绿洲自己去平衡。
类似的机构,还有始创于2011年的免费互助素食餐厅“雨花斋”,其来自中国传统文化衍生出的惜食理念。
不谈理念不同,从整体发展和运作模式来看,雨花斋与绿洲食物银行也有共同之处。
雨花斋门店在上海共有五家,雨花斋的食材部分源于奥乐齐超市,还有一部分源于盒马生鲜,每日清晨由志愿者与义工自发去门店领取。“雨花斋”除了多拿一些豆制品用来制作素食,在超市临期食材选择上,也与绿洲食物银行无异。雨花斋义工说,前来“受益”的百分之七八十也都是老年群体。就整体发展而言,也相对比较缓慢。
值得赞扬的是,虽然有很多困难,但是各方“食物银行”都在齐头并进作出自己的贡献。对中国社会而言,经济的快速发展在短短数十年内,就令食物浪费成为一个亟待全社会重视的问题,如何将属于本土的“食物银行”的流程完善得覆盖性更广、更兼容,则还需要很长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