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红色印记】复旦大学迎接上海解放的护校斗争（上）

1949年初，随着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平津战役三大战役的胜利结束，全国解放指日可待。北平和平解放后，中共中央指示上海地下党组织不需要采取城市内部武装起义，等待人民解放军，发动群众保护工厂、机关、学校，配合解放军维持社会秩序，迅速恢复生产并接管城市。

在“黎明前的黑暗”中，国民党当局加强白色恐怖，令上海陷入险恶环境。复旦大学党组织和师生员工毫无畏惧地投入斗争，以“保卫学校，防止破坏，击退黑暗，迎接明天”为口号，积极配合解放军解放上海。

图片说明：北平解放

抗战胜利后至上海解放前夕，复旦大学党组织领导下的学生工作有了广泛的群众基础，全校3000多名学生绝大部分都团结在党领导下的学生社团组织里。1948年暑假，国民党当局利用学生比较分散的特点，策划大逮捕，妄图摧毁学校里的党组织。而复旦大学党组织根据上级指示，有计划地组织已经暴露身份的党员和进步学生撤退到解放区，使敌人的阴谋未能得逞。

图片说明：复旦大学

1948年下半年，解放军节节胜利的消息传来，极大地鼓舞了复旦大学师生的斗志，迫切希望组织起来进行斗争。

图片说明：解放战争

重建学生组织，团结一致斗争

由于国民党当局不允许成立全校性的学生组织，且复旦进步学生组织的负责人，大多都在暑假大撤退中离开了学校，这导致复旦大学党组织的战斗力、组织力有所减弱。针对此情况，党组织决定重建复旦大学系科联合会，把各系学生会和社团组织起来。

经过党员的积极活动，全校各系科共推选了25名代表，并按文、理、法、商、农五院分别再推选1位代表，这五院的代表组成了对校方保密的系科联合会。经过一个多星期的时间，复旦大学全校性的学生组织系科联合会组织起来，团结一致应对复杂局势。

随后，复旦党组织积极恢复包括壁报、文艺团体在内的各种活动，包括恢复了“缪司社”（Muse Club）的日常活动。“缪司社”是复旦大学内影响较大的文艺社团组织之一。短短数周的时间内，校内各式各样的活动得到了充分的开展，学子们充满了高涨的斗争热情。

开展统战工作，动员教职群体

解放前夕，国统区通货膨胀严重，复旦大学的教授和讲师助教大多生活困难，期盼早日解放。根据上级指示，结合学校的具体情况，复旦党组织决定开展专人负责的统一战线工作。

1949年3月，国民党政府再次命时任复旦大学校长的章益去台湾。“教授会”负责人张志让、章靳以等，在地下党组织的安排下，动员说服章益认清形势，留下来迎接解放。动员工作相当成功，章益对于国民党密令和催促他本人南下的要求坚决拒绝，顶住了各方压力，拒不迁校，本人也决定不走。

图片说明：章益

图片说明：张志让

这段时间内，校园里也出现了许多向教员、学者群体宣传解放的组织，如经济系助教中的一位党员建立了一个以助教积极分子为主的核心小组，在助教中开展宣传和发展党员的工作。小组经常研究教职员的思想动态和政治情况，还向一些教授、讲师和助教做思想工作。他们针对金圆券贬值、物价飞涨、工资收入无法维持最低标准生活的现状，动员教职员群体准备迎接解放，得到大多数教职员的支持。

图片说明：国统区物价飞涨状况

重新整顿旗鼓，做好充分准备

1948年1月，中共上海局总结工作时提出：“我们党在敌人疯狂凶暴时避免正面作战，暂避锋芒，但必须抓紧当时各种弱点，迂回侧面分散作战，来达到动员群众、酝酿群众斗争情绪，整编与发展主观力量。在最近数月中，应把工作重心放在组织的整理与加强上面。”1948年的秋、冬季，有大批在斗争中成长起来的积极分子要求参加到党组织的活动中来，增强党组织的战斗力。到1949年初，复旦大学党员人数已经超过了150人。

图片说明：中共上海局旧址

1949年2月，中共上海局和市委改变了原来按照界别和产业划分的党委，成立了9个按照地区组织的区委。其中沪北、徐龙等区委以学生工作为重点，原学委系统学校党组织划归所在地区的区委领导。

据此，上海学联党组织划归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党组领导；复旦党总支则划归沪北区委的新市分区委领导。费瑛任沪北区委书记，李汉煌任新市分区委书记，袁东林为分区委员。复旦党总支由袁东林、江浓、王休娱、沈贵吾、陈长洲、王其健组成。此外，复旦党总支根据中央建立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决定，建立了复旦大学地下团组织。青年团在复旦迎接解放，配合接管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图片说明：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章

复旦地下党组织还秘密调查江湾、吴淞、虹口一带的情况，将这些区域内的银行、仓库、工厂、学校、军营、军火库、警察局、碉堡等位置绘制成图，交给有关方面。

由于复旦党组织的领导得力，当时就流传着“上海还没有解放，复旦学生的思想已经解放了”、“国民党还统治着复旦，但是在学生们的思想上，国民党反动当局已经是不得人心了”的说法。

英勇保卫学校，斗争一刻未停

与此同时，国民党当局企图将复旦大学迁往台湾或广州，党组织遂发动全校师生1000多人签名反对，揭开了护校斗争的序幕。

1949年1月19日，校长章益邀请教授、副教授八十余人开谈话会。经过大家讨论决定，本学期寒假缩短，提早到1月24日开学；迁校问题不做讨论，组织全校性应变机构，协助学校行政人员处理非常问题。

2月22日，“复旦大学师生员工应变委员会”成立。除校长章益外，另有18人参加，其中学校“教授会”组织2人，“讲师助教会”4人，“职员会”2人，学生各“系科联席会”5人，“女同学会”1人，“工友会”2人，“行政会议”2人。章益担任主席，教授代表陈望道、学生代表程极明为副主席，下设联络、防护、财务等组。

图片说明：陈望道

当天，系科联发表“告同学书”，成立“复旦大学防护大队”，1500多名学生踊跃报名参加。2月28日，防护大队正式成立，按院编成五个中队，被同学们称作“复旦民主自卫军”。防护大队组织学生沿学校围墙挖防护沟，组织值班、站岗巡逻，保护学校设备、器材和师生安全。社团也积极参与到宣传工作中来，组成了“笔联”、“歌舞联”、“美联”，并称“三联”。防护大队和“三联”的学生们在解放军进抵北郊时，参加了北区“人民保安队”和“人民宣传队”。

1949年4月，中共上海市委将分散的、名称不一的各种护厂护校组织集中领导，统一指挥，秘密组织人民保安队。这是上海解放前夕发给队员的臂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