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丨被算法挤压的人生

1月23日，乌鲁木齐市光明路，一名外卖员在送餐路上 王菲摄

◇“只要不要把餐洒了，人摔成什么样都不是大事儿。”

◇环卫工人工作服胸前口袋被抠出两个小孔，“专门留给手机摄像头监控”

◇拍照时选取品质最好的蔬果，但实际拿的却是最次的货品

◇智能时代老年人往往难以自处，公共服务需补位

随着“互联网+”“数据+”渗透到社会发展、百姓生活的每个角落，智能设备、APP、大数据应用等增加了群众的获得感，也成为企业提升管理效率的重要途径。但在冰冷技术直入火热人际社会的背后，一些人被“超时”恐惧跟随，一些人被“网购”挤压出局，还有一些人仿佛被隔离在了“圈外”。

被系统控制的工人

“超时不被允许，一旦发生，就是差评、收入降低，甚至被淘汰。”曾做过三年美团配送站站长的李友政说，骑手们无法对抗系统分配的时间。

记者在外卖骑手聚集的百度贴吧中看到这样一句，送外卖就是与死神赛跑，同交警较劲，和红灯做朋友。

“我经历的最疯狂一单是1公里、20分钟。距离不远，但要在20分钟内完成等餐、取餐、送餐，我的车速快到屁股几次从座位上弹起来。”一位外卖骑手对记者说，“摔车太常见了，只要不要把餐洒了，人摔成什么样都不是大事儿。”

上海市公安局交警总队数据显示，2017年上半年，上海平均每2.5天就有1名外卖骑手伤亡。同年，深圳3个月内外卖骑手伤亡12人。2018年，成都交警7个月间查处骑手违法近万次，事故196件，伤亡155人次，平均每天有1名骑手因违法伤亡。2018年9月，广州交警查处外卖骑手交通违法近2000宗，其中美团的骑手占一半，饿了么排第二。

美团公布的《2020年上半年骑手就业报告》显示，目前美团的骑手总数达到295.2万人。饿了么蜂鸟即配官网显示的骑手数量为300万人。面对近600万骑手的“系统化生存”，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者郑广怀提出“下载劳动”的概念。

“骑手通过下载APP工作。表面上，APP是辅助他们的生产工具，但实际上，这里面有一套精密的劳动控制模式。”郑广怀说，在这套模式下，劳动者的主体性被全面塑造乃至取代。“骑手们看似以相对自由的方式在工作，却遭受着更深的控制。”

被系统控制的不仅是外卖员。

2019年3月初，一名在江苏省南京市河西区域工作的环卫工人向记者反映，单位发放了一批可在工作时为他们“加油鼓劲”的手表。这手表具备定位功能，只要环卫工人在上班时间原地停留超过20分钟，就会自动发出“加油”的语音，提示工人继续工作。

在南京市雨花西路，记者看到一名环卫工人工作服胸前口袋被抠出了两个小孔。“这是专门留给手机摄像头监控用的。”该名环卫工人告诉记者，“如果我们在工作中休息超时，后台管理人员就会拨通手机，通知我们继续工作。”

被系统折叠的小商贩

近段时间，社区团购借互联网东风逆流而上，在全国多地各大小区内悄然兴起。团购商品从蔬菜水果到日用百货，应有尽有，给老百姓生活带来实惠和便利。

社区菜贩、小卖部、菜市场摊主的生存空间如何？记者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金桥开发区保全庄农贸市场随机走访了几个摊位。

“相比往年客流量少了近一半。”名叫李二毛的摊主告诉记者，之前也有互联网平台联系让他加入社区团购供货，但他因利润太低回绝。

记者打开橙心优选APP看到各种生鲜食品光鲜亮丽、价格便宜，新用户还有惊人的优惠，比如一分钱可以买4枚鸡蛋或90克百香果。多多买菜平台也是如此，13.49元30枚鸡蛋，3.99元460克豆角。在美团优选，400克猪肉大葱水饺限时秒杀价仅2.59元，一斤带泥胡萝卜1.29元……

“顾客在平台上看到的是补贴后的价格，比如西红柿一斤只卖1.99元，我们这一斤得卖4.5元，但毛利润也就1元钱。”李二毛说。

在美通食品批发市场的田春霞蔬菜批发店，老板桂和告诉记者，社区团购大打价格战，挤占了二级批发商利润。“周边地区的小商贩，凌晨1点就来我店里排队进货，加上运输时间和蔬果损耗，成本低不了，相比团购没有一点优势可言。”

然而，社区团购真是老百姓的购物天堂吗？

“一分钱一分货。”有摊主告诉记者，一些社区团购平台来店里谈合作，拍照时选取品质最好的蔬果，上传网络用于展示，实际拿的却是最次的货品。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聂辉华认为，通过社区团购，消费者确实买到了价格更便宜的商品，但一旦产生用户黏性，也可能遭遇“大数据杀熟”。

不仅是社区团购平台，购物、送餐、旅游等诸多平台都被发现存在针对老用户设定更高价格的杀熟行为。记者浏览某智能配送软件的用户留言，发现不少人抱怨开通会员后同款商品价格更高，同一份餐饮购买两三次后就遭遇涨价。

互联网平台大幅挤压小商贩生存空间，也可能产生一些社会问题。“一些人会因为流通环节提高效率而失业，一些个体摊贩则可能在补贴战下面临倒闭。”聂辉华说，应当思考设计合理的市场规则，让大企业与小商贩共生。

被系统抛弃的老人

天津老人刘建英今年77岁，所在社区换上新的智能水表后，她一周没睡好觉。“就是因为水费到账问题。”老人的女儿说，此前刘建英只要到社区门口超市就可缴纳水费，但安装智能水表后，需要使用手机在线支付，不然就得前往3公里外的营业厅缴费。“手机支付我学不会，也不放心。”刘建英说。

记者在河北、安徽、贵州、浙江、天津、湖南多地走访发现，不少老人面临着付不了款、乘不上车、挂不上号、扫不出“健康码”等尴尬境地。面对智能设备，不少老年人要么“没人教、学不会”，要么“不敢用、不想用”。“数字鸿沟”一再挤压老年人的生活空间。

还有一些技术手段也让老年人感到难于操作。比如，短信验证码，出于安全考虑有效时间很短，但对于手眼皆慢的老人并不友好。

“越来越多商家自主开发APP，以减少传统用工人数，去餐馆吃饭点餐要扫码下单，安装智能家居需先下载APP。”中南大学社会学教授李斌说，但针对老年人的个性化智能服务存在缺失。

浙江省温州市政协委员王长明认为，智能时代，老年人往往难以适应，公共服务不能缺位。比如，社区可以举办培训班，帮助老年人更好使用智能手机；部分服务在发展线上业务的同时，也应保留线下渠道，满足老年人、困难群众等没有智能手机人群的需求。（记者 任丽颖 哈丽娜）